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发新疆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人对开发新疆也十分关注,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开发新疆也有一些积极行动。     

20世纪30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

本文主要依据1931年的南浔调查,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浔镇的社会状况作一个尽可能翔实的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南浔镇在经济发展、政治建构、文化教育设施与社会公益事业及交通通讯的建设上都处在全国的前列,成为江南市镇的典型,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在南浔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商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     

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马寅初在当时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据此提出的全体主义方法和统制经济主张则值得商榷;唐庆增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他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却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分析反思这一歧见,不仅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演进有重要价值,而且对选择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有警示意义.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销探究

20世纪30年代,基于国内国货滞销和南洋华侨经济地位被日本威胁的状况,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和协办了多次国货展销会。其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于1935年和1936年的两次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在参会厂家、参观人数和销售额方面都比以往有较大提升,达到了民国时期海外国货展览会的顶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增强了华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了国货厂商与南洋侨商的合作,改变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国货南销低迷的状态。     

简论20世纪30年代甘肃农家经济衰败之根源

20世纪30年代甘肃农家经济陷入持续的衰败之中。造成甘肃农家经济衰败的原因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结构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为持续不断的灾荒和不良政治造成的对农家经济的压迫。内在结构性因素则包括农家的生产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经营模式单调落后,收支结构不合理与金融匮乏。正是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甘肃农家经济几近赤贫化的状态。     

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方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成效

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方政府通过减免旅途车船费,实施"催垦""抢垦",设立"垦务局",加强移垦区建设等措施,积极救济和设法安置关内移民,很快形成了近代以来又一次"闯关东"的新高潮。在这些移民政策的刺激下,到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发展迅速,边防得到巩固。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移民的到来,一方面加速了土地开发,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使东北地区的农业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有效促进了东北地区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探析——立足于历史成因与时代特征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农业恐慌.这次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导因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如何构建"真实"?——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真实"观

"真实"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不应该只囿于从审美角度去看待真实性的问题,而应通过探讨海派的真实观是如何被建构的,分析其弗洛伊德学说、"生物人"的预设、个人主义等思想根基,这样即可发现海派文学的"真实"观非但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真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偏离了"五四"文学的轨道.     

20世纪30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南通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被迫接受地主高额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农民除精耕细作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其中特别是土布纺织。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资金融通困难,许多农民被迫靠典当甚至高利贷度日。受自然灾害频仍、外国农产品倾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农民终年辛劳却报酬甚少,一些农户因而选择了弃耕经商或进城务工。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意义和局限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拓宽了中国知识界的研究领域,使其跳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怪圈;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心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积极贡献,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场论争仍未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展开,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缺乏足够的广泛性和实践基础,未看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流而不盲”：20世纪50年代“盲流”心态探析

20世纪50年代,虽然国家反复禁止,但农民仍普遍向城市、工矿乃至新疆、关东等地流动。农民的流动主要源于两种心态,一是在城乡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改善现状,闯荡未来的心态;二是怀着摆脱窘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的心态,其心态体现了底层民众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从阶段特色看20世纪3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

对19世纪20年代"生育节制"运动的继承和桑格夫人的再次访华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的高潮再起,使之不仅在理论上更趋完善,也在实践上有了新的进展,呈现出注重吸收别国经验、倡导政府角色转变、强调社会协调发展、引入人口理论和迈向实践等特点.然而这种高潮背后也暗藏着许多隐忧,并为40年代的衰微埋下了伏笔.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编写特点探析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在编写上体现出四个特点: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1978年以后的教材不同;教材只由文选构成,单篇课文的组成内容不丰富;部分教材选文体现出古今兼顾或中外兼顾的特点;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有较大差别。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干部管理视角下20世纪30年代广西县政干部训练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当局训练了大批县政干部,虽然训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断调整,但始终贯穿了如下特征：以思想认识训练为先导,注重行政法规训练,不断强化军事训练,具体施政训练方面贯彻“教”官施政的原则,训练的主导权由最高当局牢牢掌控,训练过程也是考核、选任或淘汰过程。这一时期的训练塑造了一批新型县政干部群体,增强了广西政权的凝聚力。这一效果的产生与系统的干部管理体系的运作、相对封闭状态下当局推动建立的良好社会政治氛围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