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非正式监督：公众监督基层痕迹主义的策略选择——以C区三城同创工作为例

痕迹主义严重影响了基层治理的实效。公众作为基层治理的直观感受者和重要参与者，理应在监督痕迹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情感因素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构建收益—成本—情感分析框架，通过J市C区三城同创工作的案例叙事，归纳公众集中反映的竞争留痕、虚假留痕和象征留痕三种痕迹主义形式，发现公众倾向于运用政府提供的正式渠道监督治理工作的成效，以旁观式单向监督、对话式情景互动和传达式关系运作的策略对痕迹主义展开非正式监督。作为基层一种特殊的监督权软使用方式，非正式监督有助于提高公众监督能力、增强基层治理的实效和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但存在可持续性与可评估性不足的问题，需要正式监督发挥托底的作用。     

“省直管县”下的府际信任与关系重构——以安徽省桐县为例

作为一项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通过弱化地级市对县级政府的行政约束,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升县级政府的自我运作空间,催生了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和新型行政架构的形成,推动了基于府际信任的府际合作。然而,受结构惯习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嵌入到既定行政结构中的制度设计和新型委托—代理模式难以绕过省县场域中固有的庇护关系,"省直管县"下的府际博弈磨损了制度改革的溢出效应。如何在"省直管县"的制度框架下,开展基于府际信任的府际关系重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新型服务型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议题。     

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解决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所以解决方法从制度入手.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理论说明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重新审视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分析中国社会非正式制度的主流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政府治理机制发展与法国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机制从科层制、合同制到协同制的发展,是法国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框架结构和制度条件。公共治理理论下法国确立文官制度,通过科层制区分政府内部政务官与事务官职责,一动一静共同保障法国多党政治下社会的有序运转;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法国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部门,通过合约制确保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效益;后新公共管理下通过协同制统筹政府部门间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兼顾效率、公平与协作,全方位多角度为法国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购买服务中的合谋:科层制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影响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各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完成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也逐渐成为共识,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讨论了N市在购买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反映购买服务初次探索中形成的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超管家关系",以及在第二次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区民政局试图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来引入具有市场逻辑特征的招标与契约管理以达到服务目标,但却需要面对合谋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表明,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所倡导的严格合同管理及强调绩效等市场逻辑的背后,科层制逻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不仅相互碰撞冲突,也交织互容,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治理更应从加强合同管理能力,构建良好合作及共治网络的角度来考虑。     

项目理政：县域治理激励机制的视角

激励是单一制行政体系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是政策过程的动力来源和润滑剂。基层政府位于单一体制的底端,面临着多重约束：基层政府的低治理权、有限的财政、强化的监察、强社会嵌入性。这些约束条件导致基层政府的弱激励现象。本研究以S市为例,S市作为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全面运用项目制,规避现实的约束条件,克服科层制的弱激励缺陷,调动积极性。相对于科层制常规工作,项目制以增量工作为主,从而有利于化解存量工作难以激励的难题;项目制重在“谋划”与包装,从而有利于化解基层被动式治理模式下难以激励的困境;相对于基层职责不清、奖惩难以施行的特点,项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从而有利于制定清晰的激励标准。本文也进一步讨论了实施项目制的局限性。     

基于竞合关系的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机制研究——以南京化学工业园区为例

构建产业集群主体问和谐的竞合关系,是促进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治理机制作为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是协调产业集群竞合关系的关键。文章从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属性出发,通过对南京化学工业园的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以契约、政府公序和组织私序为代表的正式治理机制和以信任、声誉和集群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对形成和维系产业集群竞合关系的作用机理,提出了通过完善网络治理机制来建立产业集群有效竞合关系的路径和手段。     

产业扶贫中提升型激励项目的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脱贫成效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的重要治理方式,提升型激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重要的项目类型之一。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以中原M市的提升型激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惯习"维度缺失,"规避风险"居首,"完成任务"位列其次,"政绩"位列第三,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     

基于区域统筹视角的地方政府扁平化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区域统筹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统筹发展对政府政策制定、管理服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推动了科层制政府管理模式改革。来源于企业经营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其比较优势,适应了政府统筹区域发展的需要。传统的层级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为政府扁平化管理提供了现实基础;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为政府扁平化管理提供了有效载体;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为政府扁平化管理提供了发展基础;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变化,为政府扁平化管理提供了发展空间。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逻辑:制度空间与制度规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以经济性放权为主线,展现了央地政府间的纵向权力分工关系的互动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也存在因具体治理情境而发生过"先放后收"的情况,但经济性放权逻辑自始至终在持续,且经济性放权又逐步促成了政治性放权。伴随这一逻辑持续作用而至复杂制度变革,既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提供了巨大制度空间,又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引作用实现了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型塑。制度空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动性制度变革创造的制度空间,以及制度移植中多元博弈与制度非耦合状态客观创造的制度空间。制度规引包括正式制度的规导和非正式制度的浸润。正是制度空间的环境条件及制度本身的规引组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线索。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冲突及其治理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先赋的博弈结构,在这一先赋博弈结构下,双方展现出比较灵活的多元的博弈策略。在两者博弈关系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层的组织冲突关系,这一冲突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博弈与冲突关系的存在,都迫切需要"关系治理",需要"正式规则"、"事实规则"与"论坛规则"等多重治理机制,也需要先进治理理念的引导。     

非正式经济及其治理:上海“黑车”的案例

基于上海的实地观察和非正式访谈,借助卡斯特尔与Portes的非正式经济理论框架,本文主张:上海的"黑车"实际上是正规出租车服务之外的非正式经济或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多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自我发展机会微弱的外来农民工、本地下岗职工在大都市生存和发展的应对策略和经济活动方式。作为社会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大力量,政府和官方主流媒体比较成功地把"黑车"司机及其服务污名化为麻烦制造者、越轨和失范,并加以压制和打击。这种治理术,尤其是其中的钓鱼执法,在缺乏科学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在供给者和消费者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情况下,把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犯罪经济之间彼此转化和变通的灵活关系机械地视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关系,既挤压了这些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又极大伤害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基础——互助互济与互信。在互联网专车与共享经济的背景下,这一发现的政策意涵在于,决策者、官员和执法者接纳和认可"黑车",远比将之非法化并加以整治和打击更有意义、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