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从简帛文献看汉代的复作

复作是在汉代史籍和简牍资料中都较为常见的一种刑名。本文着重考察其性质,指出它既不是女刑徒的代名词,也不是轻刑,而是刑徒经朝廷大赦后形成的一种特殊身份。它与弛刑徒虽然相似,但二者产生的背景明显不同,这也决定了二者被役使的工作范围有所区别。这对于研究汉代刑罚体系有一定意义。     

“刑徒”与“徒刑”——兼论秦及汉初刑罚的种类

"刑徒"与"徒刑"含义理解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两条发展线路——罪奴制与徒刑制。在两条发展线路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中,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合出土秦汉简考察传统被称为"劳役刑"的"城旦舂"等刑罚的性质,无刑期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行为能力的限制使"身份刑"的概念更符合该类刑罚的实质。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略论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

研究我国农民战争史的同志,对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的绿林、赤眉起义以及东汉末的黄巾起义等,几乎无不格外重视,以致论述这些起义的专文与专著颇为不少。但是,相形之下,对西汉成帝时期的“刑徒”起义,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既不见有论述它的专文,,在一般通史著作中也多一笔带过。然而,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却有它本身的鲜明特点,也有引起这些“刑徒”起义的特殊原因,通过它还显示出当时的劳动者进行反抗斗争的性质,甚至还可以看出它与绿林、赤眉起义的某些联系。一言以蔽之,对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是应当给以应有的重视的。本文试图提出这个问题,简略地谈点个人的肤浅认识。至于深入探讨,则有俟于贤者！     

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

伴随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变革 ,士人阶层形成 ,以游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历秦至西汉前期 (武帝 )以前 ,士人的游士身份一直未变 ,为新的政治模式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设计 ,保持了游士的文化传统。秦王朝的统一标志着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 ,但专制统治理论上的建构远未完成。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学说 ,喻示着专制理论的建立 ,标志着士人阶层由游士向儒士的转变。士人由游士转变为儒士 ,思想上从宗奉百家到独尊儒术 ,表明了古代士人主体性的萎缩与工具性的加强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司寇"、"城旦舂"名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司寇、城旦舂等刑徒的记载进行梳理,并结合睡虎地秦简有关记载,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涉及到的司寇与城旦舂的使用进行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司寇的用法在性别上还不十分明晰;而城旦舂的使用不是严格以男子为城旦、以女子为舂,而是互有交叉.     

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

从秦始皇陵徭役刑徒墓的发掘看,秦代每年至少要使用200万以上的青壮男性从事各种力役。如果再加上大批育龄妇女进入服役人的队伍,可能每年服役青壮男女会达到三四百万,再加上徭役及战争中病死、累死或被杀,必然会造成各种类型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人口繁衍。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逐渐形成重法、尚武、重农、诚信等社会主流价值观。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树立起自由、仁孝和追求富强的新社会主流价值观。武帝时期,汉政府对西汉前期价值观进行了调整,树立了讲求忠孝、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元帝以后,西汉中期以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变异,以至混乱。秦汉间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政治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轮台诏与武帝的西域经营

伴随汉匈战争及汉王朝西北拓境,"单于益西北"。为防止匈奴"兼从西国",武帝坚持用兵西域。伐宛之后,武帝不仅在仑头屯田,而且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经营体系。征和四年,李广利败降匈奴,臣服车师后的西域经营是否继续,引发争论。武帝下轮台诏,详陈得失,实行了政策转向。昭帝时,霍光仍行西域收缩战略,巩固边塞后屯田伊循,加强对西域门户的控御。宣帝亲政,多"修武帝故事",郑吉屯田渠犁,数争车师,武帝西域战略开始恢复。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郑吉以轮台、渠犁为中心立西域都护,并屯田车师,后者至元帝设戊己校尉,经营更趋巩固。西汉后期,汉廷重向西域进取,终使城郭诸国内属。这些背后,体现对武帝战略的继承,包含对轮台诏得失分析的参考。班固将西域经营的成功,视作"昭、宣承业"。     

玄学略论

两汉重经学,西汉主要是今文经,讲微言大义;东汉主要是古文经,讲章句训诂。不论西汉与东汉,推崇的都是周公、孔子之道。周孔之道,用魏晋人的话来说,就叫做“名教”。名教讲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以忠孝为核心。东汉讲章句训诂,和西汉讲微言大义一样,都十分烦琐,说一个字,往往至万言,或数万言。烦琐哲学是不会长久的,两汉人的经说,极大部分失传了。东汉末,经学有两位大师,一个叫马融,一个叫郑玄。郑玄是集今古文经学大成的人物,马融是郑玄的老师,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过老师,后来学     

论《楚辞》与刘安、《淮南子》之关系

一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战国末、秦代至西汉前期,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整理第一人就是刘安。刘安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生于文帝即位元年(前179年),死于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前122年),历文、景、武三代。王都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刘安博学多才、诵诗作赋、天文厉法,方术技艺,无不精通。他对屈原作品曾作过精深的研究。     

《<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书时限考论

《老子河上公注》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注老之作 ,在我国老学研究史上 ,享有独特地位。但是对于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 ,一些研究者却将之拉得很后。有的认为它成书于魏晋葛洪时代 ,有的认为它成书于东汉中后期。这不但有违历史的真实 ,也大大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历史地位。对此 ,金春峰先生曾提出过西汉前期说 ,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基本赞同金氏的意见 ,并从新的角度对之作了进一步论证 ,认为该书既不能晚至魏晋葛洪时代 ,也不能晚至东汉。从已知的材料推测 ,它很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或稍前。     

试论西汉长沙国对湖南地区的开发

西汉长沙国建于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年）,废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其疆域主要在今湖南地区。 高祖五年,“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１］,始建长沙国。吴氏传五代,历４６年,至文帝后元七年（前１５７年）以无嗣国除。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年）,封庶子发为长沙王,复置长沙国。刘氏七代八传,历１６４年（其中绝嗣２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废。长沙国与西汉王朝同始终,是西汉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对长沙国的记载很少,因此,对长沙国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更多地依据考古资料。自１９５１年长沙发…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