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提升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北京市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还不深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缺失,品牌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偏少,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不够理想,对外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数量不足。而要切实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市必须充分发挥本地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深化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全力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企业,努力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国际知名品牌,进一步优化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大力培训和积极引进对外文化交流人才。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与之相应的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应审视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从完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两个层面,建立以双边模式为主、单边模式为辅的混合型投资保险制度,构建投资者与担保机构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合理拓展对外投资主体的范围及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规范依据和保障。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吸引外资的影响与促进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应当是双向发展战略,除推动和深化我国对外投资,也应为我国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升外资发展水平创造有利局面。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外商投资对经济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新常态下我国外商投资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外商投资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效提高我国外商投资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中所倡议的,现已演变为中国国家愿景与行动以及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66年里已签署双边条约1000多项,为“一带一路”未来合作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未来只有通过平等协商,尽快出台反应区域社会共同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规范,才能早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债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对沿线国家负债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沿线国家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人均GDP在开始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逐渐递减,长期看存在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沿线国家的负债水平有微弱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历史负债对其自身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其历史负债也会抑制中国对外投资并存在"滞后效应"。本结果有力地反击了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加重沿线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推进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和条件。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但已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企业会面临来自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应制定差异化、针对性投资策略,重点对新加坡开展技术导向型投资,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开展市场导向型投资,对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开展产能转移型投资,对东盟各国开展重点领域的资源合作型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此思路下,本文提出建立投资协调机构和投资合作机制、加快《投资协议》升级谈判、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创新、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和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和动态监管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自信的彰显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基于长远考量的创新性发展战略,被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一战略的谋划和落实,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平衡。在发挥文化外交的柔性作用方面,不仅应坚持文化先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更需彰显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形成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贸易投资竞合联动研究

产能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互补联动,是研判"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作,建设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楔子。以广东为经验考察样本,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作的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基于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检验1995年-2017年沿线国家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在产能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广东与东亚及东盟和南亚产能的竞争性最强,与中亚和西亚互补性最强;"一带一路"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协同的正向反馈关系。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相似度提高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竞争性有显著正向强化作用;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结合度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互补性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能贸易投资均有显著正向作用,相较产能贸易,倡议对产能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分析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而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区,长久以来,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挖掘福建与东盟发展合作机遇,对福建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福建省必须充分利用华商资源,继续扩大吸收来自东盟的外商投资,充分利用优势互补,开展与东盟各国的差异化经贸合作。     

论“一带一路”的生态意蕴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战略,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态内涵。一带一路沿线沿路的生态系统脆弱区,如我国西部地区,都有着强烈的生态诉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同样要求建设生态。一带一路产生于地理上的唇寒齿亡和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其生态实现是一项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社会系统,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既需要生态技术、生态产品、生态环境,也需要生态理念、生态方法、生态观念。因此,我们把一带一路的生态实现按照从物质到精神的逻辑分为三条路径——生态的器物实现、生态的制度实现以及生态的观念实现。     

我国创意实施“一带一路”文化协调融合战略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同时也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文化的协调发展,必将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的繁荣昌盛;文化的融合发展,一定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多方面的连通和融合,并打造出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文化的融合必然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