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

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缺乏与补充:明末清初西学入华案例的当代启示

从早期中西思想交往典型案例中可以尝试找寻可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则。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经各个朝代的更迭,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其中,有西方哲学和文化输入中国,也有中国哲学输入外国,渠道与路线大相径庭。"缺乏与补充"原则关涉"中国哲学失调,外来哲学补充"和"道德文化式微,宗教文化补足"两个层面的哲学意义。中国儒、道、佛三教融通后形成的东方哲学与希腊、罗马、希伯来思想融通形成的包含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哲学的交流渠道、交流方式与交流内容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全面改进,今日中国的哲学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更加深刻地思考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问题。如果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而彼此之间并不准备互相理解,那么,任何形式的中西哲学的对话与融通恐怕都只能够流于表面。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文化生命"内核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他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并构建起自已的历史哲学原理.历史与文化的融通构成其独特的"理解模式";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历史哲学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既保持儒家的德性价值,又试图与世界史接轨,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最大特征.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未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刻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历史理念的独特产物,旨在建构一个摄智归仁,仁以统智,德性智性具足的体系.其所谓"客观化"的全部目的在通过历史指出一条人类之"常道".     

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

辜鸿铭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独异思想的"文化怪杰",其所呈现的"辜鸿铭现象"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辜鸿铭以"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为基础构建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观,虽不无偏颇,但其力图以中国传统思想阐释西方古典文明,批评西方现代性的见解却真切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不仅成为解读辜鸿铭人文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认知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本原。     

牟宗三历史哲学基本理念探析

牟宗三在借鉴中西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以精神实体来探讨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主要致思理路。并由此发现中国历史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的表现,西方历史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中没有产生科学、民主和宗教的根本原因。中西历史的未来在于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融合。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从其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不容忽视。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使命与境界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依然是探索"时代精神的精华"、建构"时代文明的灵魂",阐释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凝结出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同意志,凝聚亿万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理性指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论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取无穷的营养,才能跃上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真理和道义之巅的新境界。发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总结和凝练中国道路中蕴含的"中国智慧"——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二者的有机统一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统一的基本逻辑,以便在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荀子思想特征与地位的再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西文明转型的世界历史视野

文明转型是中西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需要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中国则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此问题域中,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和文化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可能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国道路既蕴含着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克服,也表征出中西方文明的融合与更新的可能,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重要历史实践。易言之,基于中国道路而可能的中华民族复兴既包含着现代化的主张,也意味着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的可能性。     

欧洲中国文明观探析——评《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正>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历史变迁已成为中西方交流的第一条线索。在欧洲,古希腊时期以降,"观看"机制一直被视为获取知识的一种可靠方式,眼睛是最可靠的感官,视觉是认识世界最主要的方式,"看"等同于"知"。无论是美好神秘的乌托邦建构,还是愚昧无知的落后色彩,中国形象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一面"他者"之镜,东方主义思想正是透过来华观察者的"帝国之眼"得以完美体现。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在其代表作《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系统总结了几     

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价值分析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取向,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深刻的自觉。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总体性维度理解和建构马克思哲学,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革及对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批判,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也有着诸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对其存在的意义要进行辩证的分析。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空意蕴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由哈维和索亚等西方左翼学者生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动态,该思潮强调从时空统一的辩证方法去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进程,对我们回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空间问题,建构本土化的历史地理学,都有积极的意义。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我们不仅要历史地看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清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境界;而且要用地理/空间的眼光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到它立足的是当代中国的地理/空间实际,是为推动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治理矛盾和问题而生发的地方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国方案"等都从空间视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在历史与文化之间——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使哲学研究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实现了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建构了全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表现为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研究的形而上维度和对具体历史进程研究的形而下维度的统一。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是统一的,都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总体研究,只不过视角不同。文化哲学可以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而历史哲学则可以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

所谓“西方”,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欧洲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上一系列的文化及社会运动,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西方史学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特性,譬如强调进步和发展等等。然而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连串独一无二的特征,也不意味着西方历史著作的方式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其他方式。归根到底,正是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才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     

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从形上之辨到理气分殊——《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与宋明理学的思想逻辑

道、形、器关系构成先秦哲学之基本逻辑,盖道与器统一于形,以形构成道与器之分殊与融会,如以形入手揭示古典哲学之逻辑可打开先秦哲学思想逻辑之开阔地(参见《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专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潜在的思想逻辑——并非去逻辑化或白描式的界说,而更蕴涵思想之缜密和语言之条理,二者的统一表达即中国传统文化之隐性形式。以此观点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     

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中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中国学术界对"实践"及"实践哲学"的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船山曾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的概念。目前学界或受培根以来近代技术实践论的影响注重船山"实践"思想的社会生产维度,或者秉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注重船山"实践"思想的道德维度,各有侧重但不全面,这种偏颇导致了对船山"实践"思想的误读。本文考察并借鉴西方实践哲学的思想,从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完整实践观的构建等角度探讨了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及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