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阈定与蜕变

当20世纪的新文学叩开了中国封闭的文学之门后,“五四”先驱者们从“铁屋子”外面吸纳了大量的新鲜空气,他们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西方的文明与文化。各种思潮,包括认知方式的汹涌而来,给小说革命带来了生机。然而,人们对于“乡土小说”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感性,再上升到理性的二度循环。我们不能忽视梁启超等人的“小说革命”给“五四”新文学带来的影响。鲁迅的前期小说作为乡土小说审美感性的实验也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胡适眼中的西方--从胡适文中的西方人名谈起

作为一个曾留学西洋并为新文学运动张帜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是否汲取了西方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话题。他在1 91 0—1 92 7年的早期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不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但这些人物或者被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被他用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即便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极力推崇、大肆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他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胡适为我们呈现的西方,已经过他自己的判断、选择和改装。他身上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导致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与阐释形存而神失。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中国新文学的内在缺陷

中国新文学经过一百年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其独立品格产生疑问。其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在“生存性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是以各种西方之“器”传达各种既定之“道”,满足于新旧思维和差异思维导致“低程度创新”;二是新文学谈论的“独立”也是西方式的,而忽略了从传统资源中提取自己的文学独立品格;三是对西方式对抗与超越观的依附使中国文学走不出既定现实,更造成20世纪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破碎;四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学”研究的匮乏和“好文学”在事实上的稀薄,也不可能给中国新文学及其文论研究以有力的独立性支撑。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论郑振铎的文学遗产思想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我认为是郑振铎。一九二○年秋,郑振铎作为核心人物,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我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被推选为会章的起草人。该会章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作为工作任务,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首次;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也并     

晚清学制改革中的白话与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前奏

晚清学制改革是一个西学东渐以来的革新运动。学制中的白话内容和西方“文学”观念的初步接纳作为革新的具体成果,仍然被传统意识形态所纠缠。主要是在大学体制内发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此后进一步变革的产物:“五四”新文学不仅为西方话语积极开辟道路,也继承了晚清学制改革中所包含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对"法学中国化"的理解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     

个性·启蒙·政治——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明年(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今天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发生中的美育生长维度创新

蔡元培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酝酿之后,为美育确立起了人道主义的核心精神,以此精神为基点,他将美育从道德建构的必要手段一步步上升为通达世界本体的核心路径,彰显了美育在营构“世界”情怀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梁启超以感性、生命、本能等要素为杠杆来撬动“国民性”进而升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在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壮大中挖掘美育的意义;而王国维则专注于人之本然的不“完全”,将美育与个体伤痛的解决关联起来,把美育的精神引向了“个体主义”。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角度切入美育,为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确立起了“世界”“民族”“个体”这三个不同的生长维度。这些维度从根本上说所凸显的是尊重和关爱人性的现代人学精神。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正是在此多方要素交织的情形下确立起了自身的本土现代性生长道路。     

新文学翻译与文学现代意识建构

新文学语境中的翻译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资源和动力,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新文学译者以面向西方的开放态度,创造出全新的反传统、反专制的翻译文化环境,并培养起新的主体性及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在翻译中形成了新的美学形式.     

学习王杰同志“忘我”又“不忘我”的精神

王杰同志处处都以革命利益为重,事事先为他人着想,这种“忘我”精神,我们必须学习。王杰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对照检查自己,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种“不忘我”的精神,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忘我”又“不忘我”,这是一个革命者对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高度自觉的表现。弄清“忘我”和“不忘我”的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有一种爱离我们还很遥远

我接触西方文学比较晚。当我有条件阅读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个年代以“冷酷”和“仇恨”为主题的教育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我的感性和理性的塑造。如果说当年的我并没有被那种“教育”完全俘获;如果说今天的我稍微具备了一些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残忍和血腥进行检视和批判的能力,我就得感谢像《悲惨世界》那样的西方经典馈赠予我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学的中国人,我不得不满怀羞赧地承认,是西方文学,在我思想成长的重要关口,给了我灵魂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从而彻底扭转了我对这个世界、对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的人类生命的认知路径。     

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思想倾向刍议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出访了欧洲,欧游归来后,他于1920年3月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反映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总观点。因此,这部著作是研究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通过一年来的游历考察,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混乱社会状况,对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看到,战后的欧洲,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他     

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评析

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出现了一股“研究西方热”。它的出现 ,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所致。在这股热潮中 ,经世思想家们共刊刻了 2 2种有关研究西方的著作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的世界大势。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充满了爱国激情 ,饱含着求索精神 ,具有拓荒意义。但是 ,它也存在着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