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老年人居住方式、社区环境与抑郁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独居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高,其次是夫妇同住的老年人,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社区环境直接影响所有老年人的心理状况,环境较好的社区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更低。社区环境在老年人居住方式对抑郁倾向的影响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开展丰富文化活动的地区,独居、夫妇同住与跟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差异小;而在文化活动少的地区,几类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差异更大,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要显著低于独居和夫妇同住老人,独居老年人的状况最差。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可以减小某些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当代中、日、韩养老模式变迁比较

中、日、韩三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历来有家庭养老的传统。近年来,这三国都经历着传统家庭解体的变革,尽管国情不同,这三国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日渐淡漠,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减少,单身老人与老年人夫妇单独生活的家庭增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养老观念等因素的差别,三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所采取的具体对策也不同。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理性与非理性的家庭生育行为

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控制。家庭生育行为控制除了受社会、经济、文化、节育技术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外,同时也取决于家庭夫妇双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对各种生育因素影响作用的反映弹性和行为态度。在接受程度、反     

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与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生育动机 ,所追求的孩子数量、质量也不一样 ,从而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各异。本文以 1 973年为界论述了我国 1 973年前后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化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当代中国妇女生育模式

妇女的生育模式实际上是指育龄妇女在总体平均意义下单位时间内(通常指一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婴儿数具体在每个年龄上生育分布的形式。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妇女结构、人口政策的不同,妇女的生育模式差别很大。本文仅就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妇女生育模式现状及变化情况作初步的分析。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知情选择 避孕节育措施好处多

知情选择避孕节育措施好处多秦建军不久前，江苏省盐城市根据一部分地区计生工作管理水平较高，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的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知情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的办法。过去，盐城市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一般都是提倡“一孩夫妇上环，二孩夫妇结扎”。而在一部...     

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变动研究

利用“安徽省老人生活福利状况”的跟踪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老人状况、子女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及双向代际支持的三个层面,考察老人与子女同住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变动是以子女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其中暗含老人的养老需求;这种变动受传统养老观念及现代养老观念的共同影响;经济因素也对其有重要影响。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中老年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待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而在子女能否赡养、经济上能否支持、生病时能否照顾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均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年老时是否感到孤独寂寞上,独生子女父母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婚姻状况、亲子关系、子女婚后支持变化、居住条件及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可能是显著影响研究对象养老心态的重要因素。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育道德观现状与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以分层丛集式问卷与子女价值量表对24岁以下的高职学生进行生育道德观的实证分析,旨在探讨生育道德观与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及生育挟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学生以“权力成就”、“亲密情感”、“家庭愉悦”为最主要的认同层面;生育道德观因性剐、交友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等成长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生育道德观中“生育价值”、“生育代价”、“生育挟择”因素对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     

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初步报告(续)

三、生育及婴儿死亡(一)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逐年减少,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成功的。1.山东、广东70年代进入生育旺盛期的30—34岁和35—39岁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比60年代进入生育旺盛期的40—44 表8 已婚妇女各年龄组平均生育子女数(单位:人)     

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

利用跨越18年的7期专项追踪数据，考察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低/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与“不照料变为照料”显著提升了老年人行为能力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与“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健康自评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低/高强度照料”与“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显著降低了其抑郁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结果反映了低龄老年人适度隔代照料有益于其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的发展，揭示了这一影响根源在于其自身年迈的父母角色与其作为隔代照料者的“父母”角色之间的和谐发展。     

论现代中国的收养

在中国的普遍结婚和为人父母的家庭模式中,非正式收养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收养问题的人口和社会功能还远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这些功能包括,使没有孩子的夫妇成为父母,使有子女的家庭儿女双全,照顾孤儿和弃儿,以及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许多其他功能。新的收养法并未与这诸多功能一致,而只限无子女夫妇才能领养。根据1988年生育率调查,中国大约有近六百万收养的子女,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进行了正式登记。大约一半的收养子女是由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的,这样就满足了使无孩夫妇为人父母功能。另一半收养的功能是为了平衡家庭中亲生子女的性别。能够被收养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女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强烈的对儿子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出生人数的限制。但养父母希望子女双全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使收养的供给与需求相符合。夫妇们开始收养子女的年龄常比法定年龄早得多。大部分收养是在妻子处于25—35岁之间进行的,而法律规定只有当妻子满35岁以后才允许收养。     

中国婴儿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本研究仅应用调查资料的10％样本,是用随机方法抽得。通过分析全国婴儿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来探讨降低中国婴儿死亡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