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中的叙事认同与爵士乐身份

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成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解析电影《时时刻刻》的性别立场

电影《时时刻刻》常被置于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者阐发其蕴含的女性意识时往往漠视影片主创者的男性身份。《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位不同时空的女性在一天内的经历。弗吉尼亚故事中,影片用对比手法将她未为人母的身份呈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劳拉故事中,影片选择受伤害的儿子视角来讲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母亲的自我追求,呈现出对女权运动的反省姿态;克拉丽莎故事则将她演绎为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类型化形象。这是影片中男性作者聚焦女性生活所留下的性别文化印记,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性别立场。     

《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对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有序演变,这一传统女性范型的温和解构与颠覆.女儿身份的模糊和妻子身份的缺失是作家的性别策略,以彰显主人公在性别关系中的主体位置,置换了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从关系;薇薇的出场又给作家提供了消解和重构传统母亲角色的书写空间,并进一步解构男权文化想象中的母女关系.王安忆采用的是宽容的"两性共建"策略,这也是《长恨歌》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潮流中的独到之处.     

《奥兰多》中的次要人物与性别身份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奇幻小说《奥兰多》对性别身份进行了深刻而超前的探讨,小说中依次出场的几位次要人物——奥兰多初恋萨沙、追求者大公、朋友奈尔和丈夫谢尔虽然着墨不多,却在不同的阶段对主人公奥兰多性别意识的变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且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挑战了性别规范.在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烛照下,这几位次要人物为更全面解读伍尔夫的性别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语言对性别身份的建构

本文从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用等方面入手说明语言对性别身份的建构,不仅从剖析社会成因的角度深入到社会性别建构的检验分析,而且还把性别这个变量放置到更大的语境中去全面、客观地发掘其中的关系。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图像叙事及其性别意义——温特森小说《给樱桃以性别》的身份主题读解

《给樱桃以性别》是一部典型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将历史、现实、未来合为一体,对爱情、欲望、性别身份、历史、时空等现代主题进行了哲理性探讨的文本。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分析小说中呈现的图像符号及其意义,能够揭示它们对传统性别身份的解构以及温特森通过视觉形象对身份主题的艺术性表达,从而取得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互文效果。     

翻译中性别身份的再现——《简·爱》三个中译本之对比

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的深入研究，为翻译中的性别探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性别身份的不同影响到译者的理解视角与表达方式，男性和女性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在译文中构建他们的性别身份。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女性译者能与女性主义作家共谋合作，传达出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而男性译者把女性当作“他者”排除在男性系统之外，在译文中彰显出一种优越感。这样，性别差异在语言中得以形成和再现。     

从《安东尼娅家族》看电影的社会性别叙事

社会性别叙事是一种叙事方法。它从社会性别角度讲述女人和男人的故事,为电影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影片讲述妇女的故事,通常局限在妇女的个人遭遇和她们的身体。社会性别叙事改变了这种局限,它不仅讲述妇女的故事,还把它的叙事指向给弱势妇女造成伤害的社会性别机制。《安东尼娅家族》的叙事解构了传统的社会性别机制,重新想象妇女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性别革命。     

浅谈如何理解演奏小号独奏曲——《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

乐器演奏曲目可分奏鸣曲和协奏曲。其中协奏曲是人们常听到的,如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以优美、流畅为主要特征,整部作品充满着庆典的欢乐气氛。《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则可以称之为海顿在协奏曲领域的最高成就,也被普遍认为是作曲家最优秀的一部器乐协奏曲。在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小号协奏曲中,海顿的这部作品更被认为是同类作品中的瑰宝。     

《窦娥冤》的性别视角辨析

《窦娥冤》是元剧研究的重点之一 ,借鉴性别批评理论透视该剧是必要的。两种性别话语在古典作品中的相互缠绕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元杂剧作品诞生在距今数百年的古代社会环境中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种种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因而在性别话语表述上也就往往会呈现出“多声部”特征 ,对此应作辨证、仔细的分析 ,应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上的作品 ,既不主观贬低它 ,也不人为拔高它。从性别研究角度看 ,可以说《窦》剧在局部叙事上有男权道德的烙印 ,但整体思想上它仍是一部代女性发言 ,替女性鸣不平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论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

长期以来,基于性别差异,尤其是男女两性性别差异的两性性别心理及其形成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门议题。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个体性别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主张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是社会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两大重要概念,探讨了个体性别心理形成与发展中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认为社会和个体合力建构了性别心理—行为机制,而这一机制又对个体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进行导向和规范。在这一机制中,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强大的,但个体的建构力也不可小觑。因此,即使是个体,在改善现有的性别文化,创建新的性别制度中,也是大有作为的。     

《九尾龟》和《九尾狐》的性别文化观照

《九尾龟》与《九尾狐》是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的两部狭邪小说,其在创作渊源、宗旨寄托、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两书描写妓女与嫖客间之情义纠葛与利益纷争,以揭示烟花形迹、警醒世人为旨归,展示了一幅晚清洋场青楼生活的画卷。其对晚清上海青楼的书写透射出文人对上海妓女的识见及其对自身社会性别身份的焦虑：男性在青楼的失势不仅表现为钱财损失,亦表现为性事的衰败;而妓女不仅扩充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十分热衷于从良,而且还涉足公共空间,体现出末世繁华中的欲望与享受。     

暴力与性别意识形态——论《科利奥兰纳斯》与《麦克白》

本文对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与《麦克白》两剧中所着力渲染的暴力 ,作了钩沉提要的描述 ,以及两剧中作为代表家族和国家意识之体现的女性人物 ,在暴力之肇起和结局中的作用、心灵历程暨悲剧性归宿 ,进而揭示出家族意识形态的“超性属性” ,以及用暴力方式取得的权利 ,也必将预示着新的暴力的足音和其局限性。     

《蓝调石墙T》中跨性别主体的性别表达

本文结合小说中主人公洁斯的成长历程,分析了洁斯性别表达过程中的存在及其困境,认为:孩童时期洁斯的选择恰好说明了性别是早已存在且流动的;洁斯选择成T后,"她"的选择正好等同于自我表达;洁斯进了男人们的疆域工作,性别表达受制于跨性别主体的经济地位;困于男人外表下的洁斯性别表达时面临了悖论式的困境:自我身份的危机;最终,洁斯找回本质自我,并以此坚持自我的性别表达。     

《水浒》女英雄的性别书写

<水浒传>中的三位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尽管位列一百单八将,但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并没有采取和塑造其他男性英雄一样的立场,而是突出强调她们作为女性的低下、从属地位和作为英雄所必须的男性化特征,是男权意识下的性别书写,体现的是父权意志对女性的压制和否定.     

《菊》中的性别二元对立

所谓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暗含等级观念的二分法。对立二元中的一方总是处于中心的、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总是处于边缘的、从属的附庸地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认为,男性高于女性,而且拥有无可非议的性别霸权。《菊》中的女主人公爱丽莎企图向男性的特权发起挑战。可最终还是感到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