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师陶情怀"与精神创新

苏轼之所以能很快适应贬谪之地的生活,是因为他不断地进行着精神的创新,迅速找到了精神支柱.在不同的贬谪时期,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不一样的.在黄州,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佛老,还掺杂了儒教,同时,已有师陶萌芽.在惠州和儋州,苏轼的精神支柱尽管还有佛老、儒教的痕迹,而主要的还是他所创立的"陶渊明教".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请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苏轼的敌人

苏轼一生中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对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本文考察了苏轼的敌人以及他们视苏轼为敌的缘由,为我们深入观察苏轼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此外,才高招忌也是苏轼树敌甚多的重要原因.苏轼的敌人中不乏忌恨其盖世天才而由忌生恨的人物,这也为我们理解苏轼的才学和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苏轼学白居易诗

苏轼的"元轻白俗"之论意在衬显柳瑾的才华,不能看作是苏轼对白居易的真实评价.实际上,苏轼对白居易怀有一种很深的敬慕之情,且非常重视对白诗的学习和借鉴.而他学白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苏轼学白诗的这种特点对宋诗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     

应物:苏轼文道的新变

道与文道关系历来都是散文学的核心命题,道的变化引起文道关系的变化,文道关系的变化带来散文学的变化.苏轼之所以能在韩愈、欧阳修之后另立高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韩、欧之道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道以新的内涵.苏轼之道不再是纯粹的儒道,也不是儒佛道的简单叠加,而是应物、观物、寓物、游物之道或者简称为应物之道.应物之道意谓道在万物之中,人需要寓物方能体道,人在物中,但又不能有物,也不为物所有.这是一种多元的道,也是一种自我的道,快乐的道.明白了苏轼的道,也就基本明白了苏轼的散文学.     

终极与社会两种视角的互补——苏轼的精神奥秘

苏轼是中国文化巨人,他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式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最典型的模式,给后世留下巨大影响,探索其精神构成的秘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思想方法上,苏轼善于从终极(宇宙)和社会两种视角观察思考问题,自由地飞翔于天地之间,因而在思想上他能够自由地取儒道佛三家之精华,在处世上他能够超脱地与人生困境相周旋.面向宇宙的沉思打破了常规思路,解放了被日常的世俗之见所拘禁的传统思想,使迷乱的心灵得到安宁,获得一种勘破事物真相、回归心灵家园的温馨感.苏轼的人生智慧其实也是中外哲人共同共通的人生智慧,这种智慧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具有永恒的启发意义.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骄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珍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     

论苏轼躬耕东坡的原因和意义

元丰年间,苏轼被谪黄州,在此有过一段艰辛而快乐的躬耕生活。他之所以选择东坡躬耕,不仅是为解决生活的困难,满足长期以来归隐躬耕的夙愿,还因为特殊的文化机缘。苏轼追慕白居易,向往其被谪忠州时随遇而安的东坡生活,于是黄州东坡也就成为苏轼理想的栖居之所。躬耕不仅给苏轼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其精神有了安顿之所,促进了其心态的转变,使其不断走近陶渊明,从而成就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另一个标志性符号。     

试论苏轼岭海的咏物诗

苏轼从公元1094年贬谪惠州至公元1100年离开儋州,在岭海共度过了七个年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里苏轼提到的三州,岭海就有两州。由此可见,岭海的生活和创作在苏轼一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思想极为复杂。“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从他在岭海的咏物诗可考查出他晚年的思想轨迹。 一 苏轼岭海的咏物诗的主要内容是赞美岭海的琪花佳果,抒发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 苏轼在岭海的咏物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的岭海琪花佳果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岭海荔枝是载誉天下的佳果。据文献记载,最早把荔枝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到唐代荔枝成为文学的“宠儿”。白居易和杜牧都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苏轼专咏荔枝的诗有四首。他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写道:     

试论苏轼贬谪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屡遭贬谪的生涯,使他饱经了磨难。然而,无论是黄州贫厄,还是岭南瘴雨,都不能使他在精神上摧折颓唐。他以旷达乐观、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笑傲人间是非,战胜逆境所带来的忧患。这种人生态度不仅使他顽强地战胜贬谪生活中的贫病交困,而且使他的诗词创作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味。这种人生态度的思想来源颇为复杂,儒、道、释的一些主要观念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泛淡儒、道、释三家融合,却未必能揭示出苏轼人生态度的特异之处;而要真正把握苏轼面对贬谪生活的人生态度之特质,应该认识其中各种思想成分的具体作用。     

论苏轼崇尚的容忍

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在他的诸多史论散文中,反复申明了他评判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具有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容忍什么呢?容忍仕途上的愆蹇,生活中的磨难,经济上的困顿。一言以蔽之,苏轼崇尚遭逢不偶的人,在容忍中求生存,求“发愤之所为作”。     

从苏诗的用典看苏轼晚年“忠君”思想的变化

在过去的苏轼研究中,不少人认为苏轼的忠君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甚至把苏轼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君主义者”。对这种观点需要加以分析。应当承认,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苏轼确实具有儒家的忠君思想:但这种思想在黄州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乌台诗案”使他险遭杀身之祸,晚谪岭、海,又使他几乎不能生还。统治阶级的残酷的打击迫害、长期贬谪的痛苦的生活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步改变了对封建君主所抱的幻想,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发生了明显的背离。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苏诗中若干典故的分析,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诬以“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     

苏轼在山东

宋代四川籍杰出作家苏轼,第二次来山东途次,有诗云: 海山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何处故乡不堪回。诗人家乡有峨眉山,他第一次来山东时,曾把诸城的障日岭叫做“小峨眉”。这次东来,山东壮丽的山川风物萦回诗人脑际,使他亲切地感到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苏轼同山东有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两度来山东任地方官,较为重视生产,关怀民瘼,注意改革邑政,公余则登山临水,探访名胜,在不少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期间,苏轼接触了广泛的社会     

论苏轼“辞达”说的美学意义

苏轼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这句名言,结合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写作经验,他又对“辞达”的内涵作补充和发挥,从而提出了富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辞达”说。苏轼的“辞达”说较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因此,总结他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对发掘中国古典美学宝库有着直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苏门学士廖正一考略

在元祜文坛上,廖正一颇负盛名.他以试策受知于苏轼,从结交伊始就陷入政治漩涡.但是他和苏轼心契神往,相知于道义文章,他们的交游带有明显的苏门文人团体性质.作为苏门重要成员,他和苏轼诗文唱和,与苏门其他人员也多有交游.其诗、词、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年代久远,事迹难征,故而其名湮灭不彰.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考订他的生平,对之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了解苏门的特点,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文人交往、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读苏轼的《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苏轼早期的作品,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当时苏轼正在风翔府任签判,年方二十七岁。苏轼是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了主考欧阳修的极度赞赏,说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并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被任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他没去。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考入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光荣。由此,他被任为凤翔府签判,其职务是协助知府处理一些文字工作。这是苏轼在少年得志,名满海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入仕途。     

关于随遇而安

中国古代士人有随遇而安的传统.<庄子>提出的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苏轼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在他身上可见随遇而安的各种表现形式.随遇而安对提高生活质量,对促进事业成功有重要价值.     

苏轼"自我超越"人文精神生成的多重因素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是全才式的大家,有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苏斌的一生是超越自我、超越困苦、追求人性提升的一生.深入剖析苏轼的艺术作品和人生态度,我们会发现他思想中不断发散的人文精神光芒,他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质疑、求索和试图超越这一过程的自觉意识恰恰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他人文精神的内核之所在.     

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

苏轼博学多识 ,才气横溢 ,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他一生困于俗吏 ,屡遭贬谪 ,却从不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晚年时 ,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 ,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 ,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 ,直到北归。本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 ,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 ,从而证实他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