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赋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元赋祖骚宗汉的创作指导思想、变律为古考赋制度的改革,对于重建辞赋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于承上而言,元代辞赋发展起到弃律纠文、维护赋体的作用,使辞赋又一次获得生存的艺术土壤。从元赋发展自身体察,其对王权话语的特殊强调乃是当时考赋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并起到赋亦载道的功效。以启下而论,元代赋论辨体、尊体思想,对明、清的赋论及辞赋创作有开创之功。     

元赋的历史嬗变研究

元代赋学观念是复古的,是在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反复辩难中发展而来.元代赋的总体倾向是以“崇情祖骚”为引导的,其中复古和抒情是最为本质的特点.在修辞方面不加夸饰,真诚朴实,稍带些粗放,复古中力求新变,于是,论学则尊道德而鄙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要风气.元赋冲破了经学说教及文学形式的种种藩篱,创造出古雅的、富有生命气息和真情实感的赋作,成就了元代辞赋独有的特色.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全元文》佚赋辑考

元代赋的全面整理应以辑佚和校勘为最重要的工作.《全元文》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允为现阶段元代赋最佳的集成性成果.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全元文》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收现象.对此,已有学者做出补辑.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续辑元代佚赋22篇,并对佚赋的基本内容及其所涉辑佚源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考证.     

鲍桂星《赋则》考论

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他师从吴定、姚鼐学诗文,成为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因其进士及第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使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又成为桐城文风与翰苑文学结合的范例.鲍氏在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所编纂的(赋则),选录自战国到清代的赋作,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王充耘的尚书研究

元代是中国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代士人撰写的有关科举的著作中,王充耘《书义矜式》是价值较高的一种。该书系以《尚书》中的文句为题目而编纂的一部八股文范文集。该书所选范文具有五方面的具体特色,即论题范围广阔,题目筛选严格,文气与时俱进,运思推理严密,以及突出时代主旋律。该书所选范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不少句段实际上是对《尚书》文句的复述乃至串讲。王充耘对《尚书·说命》的研究尤为深入。这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天命观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天命的依存心态。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元代文学家龙仁夫考

元代文人龙仁夫的《题琵琶亭》诗历代流传,但是他的生平、交游、著作、出处等情况一直很隐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龙仁夫因道德文章在元代享有较高知名度,以名儒兼提举的身份数次主文乡试为元代科举文献记载,这是龙仁夫仕元的显证。弄清楚龙仁夫的出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由宋入元儒士们的群体面貌。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试论元杂剧中的科举考试

元杂剧中大量描写科举考试 ,出现了文学上的科举盛世。原因是元代废除科举制度达七十八年之久 ,元代知识分子干禄无阶 ,入仕无门 ,地位低下 ,借此抒发科举情结。科举考试在元杂剧中的作用有 :成就爱情婚姻、促使夫妻重圆、为民伸冤报仇 ,同时具有解决戏剧冲突、促成大团圆结局等艺术价值 ,并对后世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