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

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陈勇勤清流派，又称“清流党”，指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①主要在翰詹科道等中央政府机构供职，他们曾以掀起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而名著一时。清议思想支配着清议活动。另一方面，清议思想又由其核心─...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道”不变,“器”各有所择——晚清清流派文化观概论

近代中国文化,由于鸦片战争所引来的“欧风美丽”的冲击,形成了传统中学与外来西学的强烈冲突,从而出现了时人对于西学或抵制排斥或吸收融合的不同反应。这样,“开新”与“守旧”两个对立思想的冲突,自然也在文化领域日趋明显地表现出来。清流派作为统治集团内部一个政治派别而步入蟓汪政坛,正值洋务思潮声势赫赫之期。该群体的思想对“洋务”新观念作出了何种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观其特征如何?都有必要作些探索,以期能揭示出晚清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现象。清流派的“清议”最为活跃的时期,洋务思潮已影响及社会。这是由于洋务思潮以“自强”之声为先导,所以才随之逐步出现了“一唱百和,万口同声”谈洋务的局面。王韬曾说:“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但实际状况告诉我们,“人人皆知洋务”,仅仅是指人们对于“洋务”事物的外观有了一个极其初步性的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以往认为洋务派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与改良派并无相通之处。这一看法较为偏颇。其实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可分为三类：一是部分洋务大吏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前进参加维新运动,成为维新派,如汪康年、蒯光典、胡等。二是一些原洋务派督抚大员同情支持或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三是另一部分洋务大变暗中同情维新运动,但不肯公开支持,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如李鸿章、盗宣怀、刘坤一等。就整个洋务派而言,他们与维新派之间有矛盾分歧,但同情支持维新运动是其主要方面。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清流派与中法战争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晚清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别——清流派,其成员多为中青年新进御史、翰林,属于统治集团中虽有学识但不当权的官僚群体.他们不畏权贵,关心政事,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逐渐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因宗主和地域不同,清流派有北、南之分,又由于时间上略有先后,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前清流”)以李鸿藻为宗主,主要成员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呈大澂、何金寿等;“南清流”(后清流”)以翁同和、潘祖荫为奥援,主要成员有文廷式、盛昱、王仁堪、张謇、黄绍基等.1884年中法战争之前,以“北清流”势力为盛,异常活跃,“南清流”也初露端倪,时有建言.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正> 丁日昌是晚清同、光“自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办理洋务而著名,尤以其洋务军事活动富于成就,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丁日昌的军事言论和实践与晚清军事近代化密切关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丁日昌的军事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历史地位。 一 要想有力地抵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必须以建立近代国防为条件,近代国防又必须以近代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近代官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林则徐     

张之洞抚晋求人才

以“清流派”健将而著称的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一改以往在京供职时抨击洋务的态度,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城洋务局”,图谋推动晋省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他日后(一八八九年)担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事业的先声。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浅析洋务派办教育的历史局限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是同洋务派的积极兴办分不开的。正是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意图的促动下,遍习“西学”的客观要求,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传播、根植。所以说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先后创办的一些洋务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这是洋务派在中国教育史上所作的特殊贡献。然而,正     

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

为了探索新的救荒对策，洋务派思想家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对主导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灾异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而由于洋务派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的批判最终并没有转化为促进早期工业化实践的精神动力。相反，被他们保留下来意欲利用其“惩恶扬善”功能的“灾样祸福”之论，却成为当时一波又一波反工业化风潮的最深厚的文化土壤。     

刘铭传“重商”评议

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刘铭传,在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1年)时间里,他的“重商”思想言论、措施行动,对于推行清政府及其洋务派的“求富”政策,发展台湾地方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评议刘铭传“重商”,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认识洋务派人物及其主持下的洋务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刘铭传“重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综述

1991年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于12月6日在中南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洋务运动与湖北经济”。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洋务运动的下限与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洋务运动”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只是一些洋务派官僚的活动。据此,似应将它改称“洋务活动”为宜。洋务活动的下限应是1911年。19世纪9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夕这段历史时期可看作“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这段时期,洋务派经济活动的特点是:活动中心从沿海向内地、特别是向内地中心城市武汉推进;活动领域从工业、矿业和航运、电报向商业、金融、铁路和农业扩散;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限于军事工业、棉纺织业,而且考虑到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与铁路;后期追求技术的先进性特别突出;洋务派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了,开始考虑产品的国内外两个市场,工业结构中不仅有进口替代型,也出现了出口外向型。“洋务运动”后期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     

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正> 目前,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看来,很多论者对“洋务”、“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等概念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为了便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有必要对上述名词的来源和含义作一番考察,并加以评论。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