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效应

自产生之初。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元素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整体现代转型交织在一起。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者对前者形成强势压制,激烈吁求自由与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各种群体回归。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本事延异与文学存在别议——兼论文学终结是伪命题

"本事"是源出的诗性话语,本事延异是去蔽话语的诗性转义。在反本质主义文学终结声浪中,"本事"以及本事延异作为中国古文论中重要的范畴、命题理应通过现代性转换身份出场以应对文学存在研究的不足,反题过后必然是文学存在的合题,我们主张回到文学理论去。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制度场域.并且,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就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西方唯美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几个悖论性问题

唯美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初始阶段的文化先锋,在代表西方现代性文化发展倾向的同时,也蕴含了西方现代性文化体系本身所存有的各种悖论与死结,其理论建构、价值诉求暗含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西方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所存在的悖论性问题主要有:文学自律与意义困境、人的解放与主体性陷阱、时间崇拜、多元崇拜及其问题、批判性与反思性偏执等.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和古代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包括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和审美感觉的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欧美式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包含这两种现代性,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它体现在"五四文学"、"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之中.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文学现代性之中的差异,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具有现代性的有机整体.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内容提要“人的自由”这一现代性概念具有“入的整体解放”与“个体自由”双重内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个人自由与自主权利作为人实现现代转型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大批作家多将“人”的觉醒和个人解放作为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20世纪30年代末,在初步获得个体自由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普遍流露出迷茫、孤独、苦闷情绪。     

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古代中国文学在维新变法前后向现代文学开始全面转换,其前提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只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是全方位的:创作主体的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文学观念更新先行或并行于创作实践,创作实绩乃文学现代性的复杂载体,四大文体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转换的重要维度,而中体西用则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底层文学”研究三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研究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其中,关于"底层文学"的发生与定位、"底层文学"的道德评判、"底层文学"接受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为当下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文化张力。肯定"底层文学"对"人民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从现代性角度发掘"底层文学"的先锋性,从而为"底层文学"创作确立了历史的承接点,这对于"底层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