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谈“天不变道亦不变”

贵刊八○年第六期上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章,使人深受启发。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立即昭举天下“贤良方正”“文学儒者”开会,连续提出“天人三策”要求回答:注重“天命”,还是注重“人事”?实行“有力”,还是实行“无为”,礼乐教化好,还是严刑酷法好?董仲舒连写三篇《举贤良对策》揣度汉武帝意图,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就出在他的《对策三》中。     

策文体的生成路径及其与考试制度的互动关系

楚简"策"字的本义是"马箠",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出"简册"和"谋"这两种含义,为策成为一种文体名称做了充分铺垫。策文体形成于战国时期,经历了口头谋议的记录即《尚书》六体之一的"谟"和书写文本两种形态,后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策文体。策与其他上行文体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因而能够成为"历久不衰的考试文体"。从汉代施行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降的科举制,试策都是一个重要环节。考试促进了策文体的规范化和拟试策文的写作,许多影响深远的策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考试制度也对策文写作产生了负面影响:一部分考生致力于揣摩上意而不敢直陈己见,这样的策文只是功名富贵的敲门砖。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词哀于元'辨

元词历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词体历经唐家兴盛之后的衰落期。'同衰于元'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说法提出怀疑,并通过对元代词体发展的具体分析,指出导致词体衰落的诸多因素在南宋业已存在,而元词就其本质而言是南宋词的自然延伸,'词衰于元'之说,元人恐未肯任其咎。文章认为,前人对元词的评判存在着两个基本偏颇,一是在元词的断根问题上有所失误,二是评判标准上的不完善。本文就此提出了'以元归元'的原则及四个标准．以此作为确定易代之际文学的划分依据。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唐代进士科“试读”考论

《通典》所载之"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之"试读",历来争议不断。清人徐松、今人傅璇琮、徐晓峰等认为"试读"经史即"试策"经史;陈飞另立新说,主张"试读"类同于"帖读"或"读帖"。实则"试读"经史目的是考察举子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试读"试项的设置,不仅与治经读史的传统方法有关,同时也是蹈袭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结果。将其视为"试策"经史或"帖读"经史,实有待进一步商榷。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绿色营销':值得重视的国际商务新潮流

近年来,国际商务中出现了以重视环境保护为特色的'绿色营销'新潮流。这一新潮流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国际营销方式,预示着下一世纪世界市场营销的主流。加强研究这一新潮流,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更快地提高市场营销能力、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绿色营销'产生之基础进行分析,进而阐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主要内容及意义,最后就中国应如何在迎接挑战的同时抓住机遇,发展'绿色营销'提出了若干对策性建议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江右大儒 宋学中坚——试论罗钦顺的学术思想

明中叶思想活跃 ,大家辈出 ,罗钦顺就是其间著名的一位。在阳明心学几呈席卷之势的情形下 ,钦顺中流砥柱 ,毅然奋起批驳心学之误 ,充分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特立独行的品性 ,时人论之为“宋学中坚”。钦顺思想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阳明心学禅学化的揭露、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论的引申与深化、对佛学唯心论的批判等四个方面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周邦彦出任庐州教授考

北宋庐州教授之职始设于元祐元年十月。周邦彦何时出任该职、出任的原因、在任之久暂、离任后行踪等,因史料所载不详,诸家推考存在明显分歧。实际上,周邦彦非北宋首任庐州教授,而应该是在首任庐州教授任满之后才得以继任该职,时间约在元祐四年秋;其出任庐州教授系循资所得,非因党争贬黜;其任庐州教授未满三年,而是中途离任,离任原因可能与新旧党争有关,也可能与当地行政长官相刁难有关;其离任庐州教授后,很可能即西去荆襄。     

对《宪法》第84条的两点商榷

“职位”是执行一定职务的工作岗位,不能继任、不能代理;能够继任、代理的是基于职位所产生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应当是由副主席继任(不是继任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务。根据宪法第84条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补选开始,到新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就职时这段时间,国家主席的职务无人执行。应当将“在补选以前”改为“在补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就职以前”,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理主席职务的终止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主席执行职务的时间相衔接。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宋代王巩略论

宋代王巩略论@李贵录$韶关学院旅游系!广东韶关512005~~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滕王阁序》成文经过考述

王勃的《膝王阁序》到底作于何时?自五代以来有14岁、19岁、22岁、26岁(均以虚岁计)多种说法。从《王子安集注》理出9篇文章1首诗:王勃犯事后回到家乡3篇、南下省父途中6篇1诗。按文中可察年月排列,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王勃这2年间的心路历程,内疚、自责又渴望“复旧职”;在《滕王阁序》中表述的感情乃至文句,在南下第1、第3、第4文和诗中就已经成型了,所以到滕王阁后能一气呵成。9篇文章可确证:王勃南下省父经过南昌的时间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时年26岁.从作者原始文本求证毋席置疑.历史的迷雾应该澄清。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