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

察罕脑儿行宫是元朝君主在塞上草原设立的最重要的行宫,在元代又称白海行宫,遗址为河北沽源县小红城。这处行宫始于世祖初年,后不断扩建。《元史》中记载的＂阿失答不速皇城＂很可能就在察罕脑儿附近。元朝君主在察罕脑儿行宫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举行佛事活动。此外,还以察罕脑儿地区为中心,举行大规模的鹰猎。鹰房（昔宝赤）万户、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云需总管府的设置均与元朝皇室的鹰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察罕脑儿行宫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对认识元朝帝王政治活动和两都巡幸生活不无裨益。     

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统治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上都和大都两个都城,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两都巡幸制确立之后,众多文人学士扈从圣驾巡幸北方,创造了大量的边塞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都风情诗,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

史载最早巡幸者为传说中的黄帝。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次年（前200）,就开始了旷日持久、耗费资财的巡幸,直到病死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为止．此后,历代帝王都将巡幸作为廓清吏治,提高皇威的重要手段,即所谓"省风俗、见高年,所过必给复,所至必赦宥①。唐代帝王巡幸表现为访问高年,巡视地方、奖黜吏官,来往两京避暑就食,巡游名胜,祭奠先贤等。伴随着唐王朝的兴衰,前期和后期巡幸从频率和威仪及其规模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本文试作探讨．巡游乡闾访问高年历代开国皇帝对其故乡和发迹地均极为怀恋,当他们成为一国之主君临天下之…     

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

元大都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包括农业和畜牧业,而元朝中央政府对大都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尤为倚重,由此导致了该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在地域分布和扩展上的对立关系。这种矛盾既体现在围绕禾稼而展开的人口衣食之源与牲畜饲料的直接冲突,又体现在以秋耕为焦点的衣食之源与饲料的潜在冲突。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在最大限度地化解这种矛盾,该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该制度的实施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都地区正常开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条件,又实现了牲畜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轮牧,为牲畜的夏季生长和冬季生存提供了最大保障。两都巡幸制度在维持和强化大都地区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关系下的文化交流

元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在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年)确立了"舅甥之好"的姻亲关系.元丽姻亲关系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双方在日常生活物品及饮食文化、风俗文化、歌舞艺术、书籍以及建筑、医学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两国社会进步、文化交融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元朝早期的几个君主都重视医药， 尤其是忽必烈， 网罗并重用了相当多的名医， 于是元朝出现了结构严密、职责清晰的太医院制度和独有的三皇庙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提高了医学和医家的地位， 也引起了坚持传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医官地位极高、儒与医时常斗争， 成为元朝特有的文化现象。     

元上都扈从诗人及其诗作的社会历史价值探析

元朝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吸纳了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以充分的信任、重用;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在扈从上都的过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积极地大规模描写了北方草原的美好风光,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人民淳朴的民风与文化,歌颂了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及其宫廷生活,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元朝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与政治上的认同,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二元法制成因初探

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元朝统治时期,中原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受到以草原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蒙古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蒙、汉两种法律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形成了元朝独具特色的二元法律制度。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都城宫殿的建设无不体现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特征.<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元大都的城建规划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特色的有力说明.而元初的朝会礼仪、节庆活动也保留了不少草原文化的传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元大都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     

释"帝"

“帝”有“天子”即最高人主阶位之尊。帝字本象以水滴注束木（母）形,为殷人致雨“令雨”之巫术。“周因於殷礼”又“有损益”,乃改帝为谛,改水滴束木为束茅缩酒灌地降神之灌裸裸枪辛勺等诸礼仪式。又改帝为天父称号“皇天上帝”之帝,至秦而后,又为人主皇帝之帝。故,在家天下的社会体系中,天子直系嗣君为嫡,其姓为“国家”之“国姓”,其他庶姓即众姓百姓,皆为天子之“子民”。因之,在宗法制社会中的至上者号皇帝即祖宗。     

生命的承担:走向祭坛的帝王之女

以帝王之女献祭,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为抗击洪水干旱,可敬的帝女将她们柔弱美丽的身躯投入滔滔江河之中、熊熊烈火之上、酷暑烈日之下,用悲壮的方式作出生命的承担。对帝王之女献祭的风俗、源流、成因以及原型意义的探讨,具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元代汉人取蒙古、色目名考述

元朝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蒙元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贵族的特权,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政策,使身为被征服者的汉人和南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原汉地出现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汉人"蒙古化"。汉人蒙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取蒙古名就是是其中之一。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华夏族上帝历史原型考

中国上帝崇拜来自远古.从殷芸《小说》和段成式《酉阳杂俎》关于上帝的传说看,天界曾先后出现过三个上帝:刘天翁、张天帝和曹明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他们对应的是华夏文明之初人间先后出现的三个总首领:赤帝(炎帝)、颛顼和帝喾.天界上帝是人间君主的反映.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无兵文化”的终结——兵制鼎革的军事政治学观察

兵制,关乎国势强弱,乃国之大事。因而对兵制的考察与定夺,单纯的军事视野显属窄迫,非深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层面,断难得其真谛。权威史家曾于中国古代兵制之具体内容,及其政治文化之内蕴做过深刻考察与阐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历代兵制之根本得失。以此为鉴,自现代军事政治学的视野观察新中国兵役制度的革故维新,其与国家兴盛之积极意义当可充分显现与肯定。     

试析广州饮食风俗文化的新态——“现代化与岭南民俗”系列研究之一

广州的饮食风俗文化,独具岭南的特色,饮誉中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饮食观也随之悄悄地发生变化,传统的饮食风俗习惯因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而有所变异,一种以适应现代生活为需要的羊城饮食风俗文化新态正在萌生。饮食结构的科学化趋势、传统节日饮食的简化以及筵席改革之现代化等等,逐渐为广州人民所接受。本文以此视角,全方位论述广州饮食风俗文化新态所出现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以及人际关系,预示着改革饮食旧俗的未来——移风易俗、建立一种既有广州特色又有时代气息之新饮食风尚的必然性。     

元两都之战及其社会影响

两都之战是元朝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战争期间,大都方面控制着中原和东南富庶之地,采取较为适宜的政治对策和军事部署,最终消灭上都集团,取得战争的胜利。尽管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不长,但结果却削弱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力量,造成最高权力的转移,对元后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