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选择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法官、当事人、监督机关三方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收益最大化.法官是选择法律规则还是潜规则,不仅取决于法官与监督机关之间的博弈,也取决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最终的选择以三者的收益达到均衡作为结果.要有效地消除潜规则,一是加大对潜规则行为的监督力度和违规法官的惩处力度;二是构建公正、透明的审判程序和完善的举报机制.     

国企经营者合谋的博弈分析与防范研究

国企经营者合谋行为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管理制度、企业制度、国企经营者聘任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等的不完善。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关制度方面深入分析了合谋问题产生原因 ,建立了国企经营者和主管官员合谋的博弈模型 ,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者 (职业经理 )市场聘任与监督约束、加强对经营者的财务监督和合谋行为的惩罚约束、完善社会舆论监督约束及建立事务公开化制度约束等方面来防范合谋行为     

高校经济性腐败临界行为及机理研究

教育腐败危及公平和社会公信力，目前，高校腐败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以博弈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高校监督者和高校从业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揭示了高校经济性腐败的临界行为，研究表明，高校从业者临界收益与监督概率、从业者收入、贴现因子及从业者任期正相关，与从业者风险好恶系数负相关，高校监督者临界监督成本与背德未被发现时收益、从业者收入、背德概率、贴现因子及从业者任期正相关，与监督者风险好恶系数负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采取选择品德高尚的高校从业者、提高腐败成本、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等预防高校腐败的措施。     

群众举报腐败行为工作机制探究

目前群众举报腐败行为工作机制存在举报渠道不畅、举报管理不善、举报查处低效、举报成本较高的缺陷.主要原因是举报体制改革不到位,举报制度不完善,举报机制不健全,举报力量整合不足.改革和完善群众举报腐败行为工作机制的基本思路是:改革举报体制,疏通举报渠道;完善举报制度,提高查处概率;健全举报机制,提高举报效益;壮大举报队伍,整合举报力量.     

环境污染与规制的博弈论分析

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利用市场机制已很难解决,政府规制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博弈关系,从二者的博弈均衡时得出的最优混合策略,可以看到博弈双方行为的选择都与对方的成本收益有关;另外,政府对企业提高污染的罚款额,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污染,环境污染具有社会成本,政府规制也具有社会成本,只有将二者降到最低状态时,才能使污染控制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收益.     

中国金融市场监管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在整个金融活动中,金融监管决定着金融市场规范性与绩效性的演化方向与路径,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绩优运行路径依赖具有全局性的关键作用。为揭示金融监管过程的复杂性及监管行为的动态演化路径,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金融制度、市场参与者素养、市场有效性、交易成本与金融监管的相关关系。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违规带来的超额收益、违规成本和监管者的查处成本、查处力度、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及市场自身对违规行为的惩罚等因素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决定着金融市场的演化路径与方向。     

博弈论视角下民营企业偷漏税行为研究

民营企业偷、漏税现象日趋严重。在考虑个人风险偏好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税收征稽机关之间以及税收征稽机关人员与政府执法机关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指出处于相同地位民营企业在不同偏好下的最优策略选择,税收机关对民营企业经营者不同偏好施以查处概事策略选择,税收机关对政府执法机构与社会查处监督的反应策略。     

国有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内部博弈行为研究

从国有企业如何构建学习型组织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离散型和连续型两种博弈行为模型,分析国有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行为.研究发现,连续型博弈行为的收益共享策略能解决离散型博弈行为收益共享策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在古诺博弈和斯塔克尔伯格博弈两种外部环境下,分别将变动分配和固定分配作为收益共享原则,建立国有企业内部博弈模型,及时关注企业与员工之间博弈行为的互动并改变博弈策略,保障企业有效运行.最后,以同仁堂集团为实例,验证国有企业内部博弈行为模型的有效性.     

最优贿赂、腐败与矿难事故的内生性——解释与防治矿难的经济模型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的观点,重大矿难事故背后往往存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官员的失职渎职以及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存在贿赂和腐败行为的矿难事故模型。研究表明,通过考虑矿主与负有资源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官员之间的博弈,可以得到矿主的最优贿赂额。通过引入时间因素,将矿难事故的概率内生化。从而最优贿赂额、资源矿的安全生产标准、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的成本、资源矿的收益等一系列因素都将系统影响矿难事故的发生,并据此提出防治矿难事故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角度,对寻租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通过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博弈双方的行为动机及博弈均衡结果,说明在给定的制度安排下,各个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会导致寻租的概率与政策性租金的数额正相关,与寻租行为被举报或案发的可能性以及对寻租的惩罚力度负相关。并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泛滥的制度及微观经济因素。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腐败与企业转制的中国案例

企业转制或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企业转制把公有制下隐性的资产流失转化成了转制过程中的显性腐败,其根源在于公有制企业内在的治理结构缺陷,而不是企业转制本身。虽然企业转制中出现了腐败,但转制本身却能够减少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因此,企业转制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在既有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府权力结构下,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合谋来决定转制方式,并分享企业转制产生的利益。企业的转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腐败客观上推进了企业转制,但也由此加剧了不平等。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企业转制中,权力结构不变、效率和公平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兼得的。     

关于国企经营者股票期权的理性思考

本文阐述了经营者股票期权的长期激励机理 ,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拟引入经营者股票期权的历史背景 ,通过比较中外实行经营者股票期权的环境差异 ,指出由于我国的市场体系尚不完善 ,相关的制度仍有待健全 ,故在国企中推广经营者股票期权的时机还不成熟。     

国有企业效率的博弈论分析

国有企业是公有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效率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从博弈论的分析出发,讨论国有企业的效率,指出政府的政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企业的效率,企业对政府政策的反应决定了企业的效率。     

企业治理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监督制约机制:基于案例的研究

现行国有企业监督制度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对国有企业安全的威胁。以A企业为样本,对照相关法规,对国有企业监督体制缺陷进行细致剖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中权力腐败与资产侵蚀等问题是其治理规则缺乏监督功能所引起;现行监督体制设计不符合公有经济特性和监督工作的要求;国有企业个人专断是治理组织构建方式与权力配置格局造成的。具体有,(1)所有者及其代表对代理者制约制度设计不佳:集团公司以政府机关的形式充当控股者、集团公司既是控股公司又是企业,包括外资股东和私有股东在内的非控股股东难起作用。(2)董事会制度缺乏制约性:董事经理严重重合,决策机制和工作分工形成个人专断的组织基础,独立董事选拔不独立,薪酬委员会构成没有独立性。(3)现有组织结构造成监事会和纪委监察机构对领导的监督作用缺失:监事级别低权力小,监督领导机关与企业内部监督职能部门混淆,监事来源不独立,职工监事设置形式主义。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密。(4)现有治理结构监督主体存在狭隘性:企业治理结构没有终极所有者的位置、没有初始代理人及有组织的最初委托人人大的位置,企业党组织的监督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虚化。国有企业最可靠的监督主体是所有者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实现国有经济有效监督制约有...     

“反思派”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主张述评

以反思国有企业改革而著称的"反思派",是从"市场派"中游离出来而形成的一个理论派别。"反思派"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超越派别之争,理性反思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误导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公正性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主张。它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了极其独特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国有控股企业限薪影响及股权激励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检验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限薪效果，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限薪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判断限薪和股权激励的混合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薪酬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差别方面并不显著。同时，高管限薪出现了负面效应，包括离职率升高、代理成本升高，股权激励可以对某些负面效应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