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

律赋是唐代在齐梁骄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统治者对人才选拔与甄别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和发展与骄赋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也有人因此混同了两者，如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质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家取士限韵之制。”他把骄赋后期对声韵偶对的刻意追求直接视为律赋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因为当时赋体尚未固定为官场试土的形式，它的许多艺术特点也还没有程式化。前人对律赋形成和特点的论述，以清人孙梅《四六丛话》最为别切：“自唐迄宋，以赋造土，创为律赋，用便程…     

论宋代的经义

经义实质上是论说文。在中国科举考试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经义作为主要科目,前后达八百年之久,地位远过诗赋。本文以经义程式为依据,对宋人经义作了分期考论。虽不可谓宋人经义全无佳作,但实际效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它又与律赋合流,开八股文风气之先,在科举史、文化史上难辞其咎。     

太平天国没有改“六经”为“六韵”——与白坚同志商榷

白坚同志的《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一文(见本刊1980年第4期),为证明罗尔纲先生所提出的洪秀全《改定诗韵诏》中的“诗韵”就是《诗经》,引用了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两段批评“八股六韵”的话为新证,下结论说:“‘六韵’即‘六经’无疑。由此可见,改‘六经’为‘六韵’,确是太平天国当年故事。在《改定诗韵诏》中,《诗韵》即《诗经》也可以论定了。”对此,特提出不同意见如下: 一、洪仁玕所批评的“六韵”,并非“六经”,而是指科举考试的试贴诗。试贴诗源于唐代,直到明清仍与后起的八股文相辅而行,是科举必试的项目。因其通常规定为六韵,也有八韵,故多被称为“六韵”。这与制艺文章有八股或六股,而通称为“八股”是同理的。太平天国制度有不少异于清朝之处,但其科举考试形式基本照搬清朝。张德坚《贼情汇纂》(下简称《汇纂》)说太平天国“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贴。”(《太平天国》(三)112页)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