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预防刑法与规制刑法——兼论我国刑法颁布40周年的立法理念变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步入“深水区”,加之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刑事立法一度出现“重刑化”和犯罪圈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其背后既有国民立场与国家立场间的对立与博弈,也有社会急剧发展与立法理念的变迁。显然,国民立场要求刑法坚守传统、保障人权,而国家立场则主张“主动出击”、积极治理。我国刑法已颁布40年,基于刑法保护功能之“预防刑法”的发展路径,实在有“协调”二者的必要,并提出“规制刑法”的新主张。一方面国家出于防控社会风险的考虑,制定更多前期化和严密的法律,尤其让国民对此产生认同感,并促使国民采取“合规”行为;另一方面坚守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的底线,不能无限扩大刑法立法权与司法权,以贯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说明》中提出的“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的立法建议,切实达到防控犯罪和有效治理“风险社会”的最佳效果,最终推动国家法治。     

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德法”是泛道德主义观念影响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儒家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法思想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立法方面 ,主张把道德的法律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在司法方面 ,主张把“中庸”与“慎刑”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在治国方面 ,主张把刑法辅助下的德教优先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     

“无限防卫”之探析

“无限防卫”的规定是刑法价值的体现 ,中外刑法对此多有规定。在借鉴外国立法例的基础上 ,我国 1 997年刑法规定了“无限防卫”制度 ,其优点在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规范法官判案 ,其缺陷主要在于立法语言的不准确 ,容易引起歧义。若时机成熟再次修改刑法时 ,可以采取明确列举进行表述的方式给予完善     

刑法立法缺陷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立法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检验,刑事立法的不足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1．刑法规范的完备性不足,仍然存有法律的盲区。2．法律规范的协调性不足,有些条款自相矛盾。3．刑法规范的确定性不足,刑法规范之间界限模糊,有些概念没有界定,概念术语使用混乱。4．刑法规范的简约性不足,有些条款重复,应当合并的罪名没有合并。5·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存在矛盾和冲突。6．有些地方表现出理性的欠缺。透视并力避立法缺陷是每个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关于“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再思考

法史学界普遍认为,“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立足于历史上法律思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差距,结合法理学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辨析其思想特质的过程中探知:“德主刑辅”思想虽然在历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独据要席,但在统治者眼中却重视不够,在法律实践活动中也运用有限,起码不是封建立法一贯的指导思想.     

关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再思考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刑法所特有”不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从平等的内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口号产生的背景等角度来看,其外延均应包括立法平等。要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必须要区别对待。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种子法》修改中的立法技术问题探究

现行《种子法》自2000年施行以来,在规范和推动我国种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亟待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予以修改。《种子法》法律规范结构存在的问题是：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不完整,规范内容与刑法条文衔接不畅,责任条文排列顺序不合理。《种子法》法律语言技术存在的问题是：法律规范表达不严谨不准确,表达自相矛盾,容易产生歧义,表达不清晰、不简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严格按照立法技术标准,规范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编排顺序和语言表达。     

法律的语言文字规范(下)

立法语言文字是准确表述立法意图、立法目的和体现立法政策的一种专门载体。立法语言要符合通用语言文字和法律行业语言文字的双重规范。根据《宪法》精神和现有的立法语言的相关规范和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具体建设法律语言文字的规范:1.立法语言的语言规范,即立法语言的字词、句子、标点符号和格式的使用有相应的规范;2.立法语言的逻辑规范,即立法语言的概念界定、语句表述、逻辑联系词和语词的使用有相应的规范;3.立法语言的法理规范,即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立法技术和立法体系等要有相应的规范,以完善现有的立法语言规范体系,以消除现行法律中立法语言失范现象且预防其重现于新的法律中,从而提高立法质量,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法治。本节主要讨论逻辑和法理规范。     

汉语立法文本中一种“者”字句式及其源头

汉语立法文本中有一种“者”字句式,即句子主干的主语是一个“者”字结构,表示法律规范的假定,分项则复指“者”字结构之内的一个名词性结构。“者”字句式的直接来源是《大清新刑律》,其源头是日本《旧刑法》。“者”字句式来源于黄遵宪对日本《旧刑法》的翻译和改造。黄遵宪对日本《旧刑法》“者”字句式之“上下‘者’字结构”进行直译,对日语的“时”字句式等进行改造。     

商鞅战秋菊——法治转型的一个思想实验

本文通过"商鞅战秋菊"这一思想实验检验了法律界日益盛行的从普法到专法的法治转型主张。对法治转型的可能途径与后果的实验检验表明,由于普法型法治已经使法律面前人人知识和权力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寻求建立法律职业的知识壁垒和权力格局非但不能帮助法律人建立专法型法治,而且势必走向专制和人治。法治的实现因此需要中国法律人超越职业主义和精英主义,寻求与普通民众的共识基础,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     

论中国法治本体之认知方法与路径

如果以西方法治为参照,那么中国法治之背后亦应具有自己的本体。但何为中国法治的本体以及如何认知它,就是研究与实践中国法治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的本体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而这个本体既不是纯粹中国式的,也不是封闭的,应该是复合的。寻求中国法治不能局限于中西之争,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本土资源。探求的场域恐怕应该是现实中国与中国现实,寻绎的指向应是既有资源而不是本土资源,寻找的路径也应是主体指向而非客体指向。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形而上学前提即二元分立基础上的符合论予以批判,认为语言的作用不只是对事物进行逻辑的指称和描述,它更是一种指示着人的行为的活动,其意义在于使用。他还对私人语言的自我理解性进行了批判,认为语言是用来交流的,私人语言不具有交流的特征,因而不是真正的语言。再次,他从语言遵循规则的角度对私人语言加以批判,认为人们不能“私人地”遵守规则,“遵从规则”只能是公共的,语言必须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略论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中的价值定位

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是缺乏明确的价值定位造成的。自由和平等作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体系,也体现着法治的要求,理应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目标。     

刑法的根基:人类的基本感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人类的基本感情源于人性,即人类的基本需要,其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而不能与之背离。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于人性的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真正的法治只能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人类的基本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以人类基本感情为限度、为依据来理解解释法律,而不能作出明显违背人类基本感情的司法判决。唯其如此,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才尽可能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因而,刑事司法的主线应当是"法融于情",所谓的"法不容情"只不过是"恶法亦法"的诡辩。     

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念障碍

培育法制观念相对于整个法制工程而言是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而中国人治思想极为丰富。当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着法制观念的诸多障碍:官方视法律为管制民众的工具,持片面的"秩序观",对法制采取"机会主义"和"便利"态度,盛行官场"潜规则";民间"情"重于"法",迷信"关系",缺乏权利观念和争讼意识。官方和民间的观念障碍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培育法制观念既是渐进的,又是紧迫的。     

汉人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规则的养成

孔子学说对汉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语言是思维工具,思维方式当然会影响语言结构,以意治形的汉语语言法则应该说是与汉人的重理解、感悟的运思特征紧密相联的。言语是运用语言法则的结果,言语交际方式同样会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