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现场的指认、体认和确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风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回到日常生活现场,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检视和重排,指认了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等官场＂不成文规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绑架;体认了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处境;进而确认了官场中人生存的悖论和困境,构筑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官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这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官场小说中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美学存在。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晚清青楼小说的文化乡愁

晚清以降的现代之变,使得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寻求文化家园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青楼成为晚清文人的重要公共空间,青楼女子也成为他们寻求文化知音人的重要承载。但是在晚清文人们口摹笔录的大量青楼小说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青楼和青楼女子已经不再具有文人们文化家园和文化知音人的可能。晚清青楼小说出现了两种写作风格:溢恶和英雄幻想。溢恶发泄了文人们幻梦破灭的痛苦,英雄幻想则某种程度上重新编织了幻梦。这两种风格都凝结着晚清文人的文化乡愁。     

官场小说叙事问题透析

社会伦理秩序赋予每位小说家的伦理意识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叙事,因此,小说叙事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伦理维度。近年,官场小说日趋繁荣,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批判官场现实、呼唤民主清廉政治的伦理诉求,但应该警惕官场小说中过于精细与执著的权术描写、有意无意流露的官场宿命意识、符号化等叙事倾向,这可能会使官场小说滑入偏狭的叙事胡同。     

论小说话语的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小说语言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有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叙述和描写。这两种言说方式的根本差别在于 ,叙述是事件的告知 ,描写则是场景的展示。小说的叙事性质决定了叙述是起主导作用的言说方式。在某些小说中 ,描写可以占有远远超出叙述的篇幅 ,但就其叙事功能来说总是辅助性的。描写从表面上看是叙述的中断 ,但事实上描写是叙述的中介、过渡 ,或者说就是叙述的一个异在的组成部分 ,其叙事功能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小说里造成一种图式化的画面感和身临其境的幻觉。     

论话本小说的“韵”与“散”

话本小说韵散结合的重要文体特征源流较为复杂,除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之外,与其来源于＂说话＂艺术、文人个性等也有很多关系。＂韵＂与＂散＂主要存在于故事层和叙述层两个层面,并且其功能各不相同。话本小说中的韵文和＂说话＂艺术的随意穿插不同,大多具有叙事功能。韵散结合在话本小说里不单单是话语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其虚拟＂说、听＂交流关系下＂拟书场叙事格局＂的需要,是一种叙事合理性的符号。     

先秦——21世纪：官场小说发展演变简述

官场小说起源于先秦文学。《史记》中的很多人物传记,其实已可视为官场小说。在唐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场小说,薛用弱的《王维》应该是中国第一篇写跑官求官的小说。唐代之后,官场小说经历了宋元明几朝的缓慢发展,至清代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为代表,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达到了新高度。现代官场小说的出现,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20世纪90年代迄今,官场小说以反腐的名义、以写实的风格持续繁荣,但繁荣的背后还潜藏着隐忧。     

18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形成的文化契机、叙述特征及模式

18世纪是西方小说文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novel）这个术语18世纪才充分得到确认。商业经济发展、读者大众化、出版商业化、政治变革、意识形态、时代精神、哲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对传奇文学、故事小说、人物特写等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构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兴起的文化契机,并形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的叙述特征及主要的叙述模式。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政治文化人格的深度提示——评李春平的两部中篇小说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将权力作为审视对象,透视当代中国官场中某些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集中体现在其<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面.运用情境反讽揭示了政治生活中两种权力意识.     

论社会转型期官场小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目前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现象,它对急剧转型社会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变迁作了生动真实的反映,并且对当代政治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但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纵深度仍不够,不少作品失之简单化、表面化,作家创作观念滞后,艺术表现手法单一,人文主义匮乏,创作模式化。为此,本文结合转型期官场小说的特点,分析了当前官场小说的存在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想像的都市——本埠新闻与1930年代海派小说

海派小说中留下了大量的新闻的印记,探讨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本埠新闻与海派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不只是海派作家偶尔借用的题材,甚至还在作品中承担了结构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并培育了作家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都市的整体经验和想像.1930年代海派小说对上海恶的、情色化的想像,无不可以在本埠新闻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中找到依据.     

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杨少衡中篇小说集《林老板的枪》解读

官场小说的传统在汉语文学中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至新时期,则有改革者小说、反腐小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可以看出,一旦政治的高压松弛下来,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便“供需两旺”——在创作冲动与阅读需求两方面都蔚为大观。     

好官主义与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兼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写作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返回官场生活现场、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节和祛除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等因素促进了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产生。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官场小说创作中诸多问题的反思。     

论张恨水章回体小说的创造性

中国章回体小说有其固定模式,五四文学革命后被废弃,但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大量写作章回体小说,使这一形式得以继承和提高,对小说民族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清世情小说名著对封建官场政治的描写与批判

描写和揭露封建官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传统主题之一。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明清世情小说名著中,对封建官场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欲清不能等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进行了比其他古代小说作品更加全面深刻和细腻具体的描写与批判。尤其是《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把对封建官场政治黑暗腐败的描写与揭批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拆除深度与意义的重建——论“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意识形态性

形式和语言在＂先锋小说＂中具有先在的重要性,但二者又都被放置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突出其＂现实＂内涵和指涉功能。因此,＂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感觉化、直觉化和不确定性特征,既反驳了此前小说对本质论叙事的注重,又通过对整体性现实、理性主体、总体性意义和形而上中心的颠覆与解构,而最终完成了对＂新时期＂人的主体性话语的内在消解。亦即,从语言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既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设计的后续推进,是＂人的主体性＂倡导的组成部分,又是对＂新启蒙＂和＂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及其存在的非正当性,＂自我＂也就在符号能指链的滑动中无限延宕,并随着意义的弥散而成为一个不断分离、裂变的角色,我们无法从＂先锋小说＂中看到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激情。     

学士、谋士、隐士与士人身份的三维结构——以《沧浪之水》为例对当代官场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谱系学分析

阎真是当代官场小说的旗手，“通过一部《沧浪之水》在官场小说写作中力拔头筹”。该小说以某省卫生厅的官场博弈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池大为从知识精英到官僚的身份转变，揭示了官场文化对精英知识的腐蚀，抒写了知识精英身份认同的焦虑和人格分裂痛苦的心灵历程。有评论家指出，     

继承与新变:新世纪小说语言研究综论

"新时期"至"新世纪",小说语言经历了从形式语言到文化语言的实验过程。作家的语言观也经历了从强调小说语言的形式意味,到突现小说语言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和作用。新世纪小说语言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新变。本文从学科视野和操作模式,梳理和讨论新世纪小说语言研究现状。     

当代中国元小说的自觉意识

本文认为 ,元小说的出现是当代中国小说艺术类走向自觉的标志。当代中国元小说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的小说成规的质疑和考验 ;其次是对自身所赖以进行叙述的叙述成规的质疑和考验 ,也就是说在考验、质疑其他小说时也同时考验、质疑自己。元小说的这种质疑和自我质疑是为了探索小说叙述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