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式建筑中的彩绘图案及其审美意蕴研究

藏式建筑彩绘艺术受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影响,具有显著的民俗特征。本文根据对藏式彩绘的历史、方法和内容等几个方面入手,对藏式建筑彩绘艺术的色彩、线条、布局等形式的审美意蕴作一个初步的探究。     

由"秀骨清像"看魏晋品藻人物的理念

品藻人物是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秀骨清像”作为魏晋有代表性的人物画样式 ,包含着历史的、社会的复杂意识和人文观念 ,从魏晋是“人的觉醒”的观点着眼看 ,对人的主观精神、情感的肯定使其在画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仇英:无惭古人

正"明四家"中,仇英大概是最"另类"的一个。不同于其他三人的才华横溢、诗文满腹,仇英学识有限,并不属于"文人"这一阶层。然而,他却用精湛的画技从"匠"入"家",成为"吴门画派"中的重要画家、"明四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仇英出身低微,曾做过漆工、画匠,并为人彩绘栋宇。后来他以善画结识     

略论乌桓的历史发展与融合

简述了秦汉至魏晋时期北方乌桓的历史发展,指出乌桓是最早杂居于北方胡汉过渡带的游牧民族,与匈奴、鲜卑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在魏晋时期成为杂胡的总称,并最早完成民族融合的过程。     

"空白"与中国画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

从中国画发展历史 ,中国画与诗、书等关系以及中国画的艺术思想渊源等诸方面论证了“空白”体现着中国画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风格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古代文论与文化哲学

本文主要探讨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本文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化哲学结合,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示传统文论的历史精神和民族特性,可以使研究者从长期因袭的泛政治化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作者从这一新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汉赋和经学、魏晋风神、唐诗底蕴、宋代理学文化、清代考据精神与古代文论的内在历史联系,作了掠影式的随想。     

“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

“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赵以武“北地傅氏”是汉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一门望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门望族的郡望之地发生过多次变迁。其中，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傅玄，史传称他是“北地泥阳人”。有的论者就将傅玄的郡望地注成“今甘肃宁县”，把傅玄算成甘肃历史...     

西汉彩绘陶俑的美学研究

随着西汉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彩绘陶俑展现在世人面前,丰富着人们对汉代美学的认识。西汉彩绘陶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不同于茂陵石雕的雄浑与奔放,也不同于东汉陶俑的动态十足和浓厚的民间生活情趣。西汉彩绘陶俑是王侯贵族审美情趣的体现,它呈现出小巧、柔婉、细腻的审美特征,体现了宁静、含蓄、内敛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汉代美学的柔婉之美。西汉彩绘陶俑折射着汉初无为而治的时代精神,具有楚文化浪漫、飘逸的精神气质。     

魏晋三大思潮的中心主题与层次结构

魏晋思想是一支内容复杂、旋律独特、节奏激扬的人生畅想曲。人的自觉,亦即人的主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我认识与觉醒,则是这支畅想曲的中心主题和基调。围绕着这一主题、基调,形成魏晋思想的“天人新义”。及其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与层次结构。从纵的方面来看,如前所述,魏晋思想系统正是由魏晋名理、玄理、佛理等三大思潮组成,它们之间紧紧相连,     

被复刻的名畫

正当名表、珠宝、高定服装、汽车与绘画的结缘,超越了艺术门类的界限,超越了材质和工艺的界限,这样的产物凝固的不仅是源自绘画中的线条、色彩和造型,更是对美和永恒的追求,无惧时光流逝。于是,画作的艺术灵魂在另一件物体中重生,抑或升华。手腕上的世界经典吴炳是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画院待诏,工画花鸟,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谓其画"写生折枝,可夺造化,彩绘精致富丽"。静看这幅传世之作《出水芙蓉图》,一朵盛开的粉红色荷花占据整个画面,在碧绿的荷叶映     

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经历着政局动荡的痛苦。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又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自由、解放的松弛时期。玄风的炽盛,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性人生构成了魏晋人的生活主旋律。“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士族妇女在个人欲望     

魏晋时期道家勃兴、异变之原因初探

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时期达到鼎盛。物极必反,同时也开始异变。先秦作为道家本生阶段,秦代和汉初则作为次生阶段,魏晋可划分为道家的异化变质阶段。异变是渐进的过程,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外来宗教甚至农民战争等有着密切联系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不会一成不变,而每一阶段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并推动其发展。魏晋道家思想体系更加缜密,比本生道家更加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统治者儒家思想的枷锁,对后来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人本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也带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朱明健作品欣赏

正朱明健作历史画,似乎与他在列宾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有关,因为圣彼得堡毕竟出过列宾、苏里柯夫这样的历史画大师,俄罗斯毕竟有巡回展览画派以来的现实主义油画传统,朱明健本人毕竟是梅尔尼科夫的入室弟子,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六朝审美中心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由魏晋时期以人物之美为中心向南北朝时期以诗文书艺之关为中心转化，从对人的身体的直接呈现转向由文字媒介的形象再现。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倾向引导着人们关注自我，而六朝时期渐渐崛起的考试制度却引导人们把诗文才艺当作立身之本，使得诗文书法大盛，并引起审美风尚的变迁。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科举制:英国文官制度的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既是一种极富创意的官员选拔制度,又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社会整合机制。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它打破了魏晋以来世族、大族垄断官场的社会现实。科举制的公开性和广泛性为普通民众凭借学识进入仕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不仅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起到了稳定封建统治的作用,而且逐渐影响到欧美等国。从18世纪中晚期科举制传至英国,到19世纪中晚期英国文官制度的确立,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无不受到科举制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渊源。     

《太平广记》与社会文化

《太平广记》搜集的神异话语系统解读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先秦时期的神异话语呈现敬而畏之的特点,两汉带有政治伦理色彩,及至魏晋神异话语篇章数量大增,作为志怪戏谈,唐代的神异话语作品则成为文化史奇观,体现了以神性说人性、以奇闻喻人文的另一种真实。《太平广记》在宋初集结成书,是社会文化思潮推动发展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