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美国三邑与四邑华侨的冲突和调控

十九世纪后期,由于美国华侨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宗派排他性,也因美国排华时期华侨营生的资源有限,三邑与四邑华侨间利益纠纷不断,冲突不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双方冲突以四邑华侨抵制三邑华商贸易为开端,继而三邑侨领冯正初蓄意打压四邑华侨经济,并引发命案,致使冲突不断扩大,继而招致双方大规模仇杀。尽管中国驻美使领馆官员、侨团及侨领试图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但因中国政府驻外官员权威有限,对海外侨社鞭长莫及,而美国政府又漠视华侨利益,致使两国政府对唐人街社区监管不力,而作为华侨社会中枢的中华会馆此时也危机重重,无力调解双方矛盾,结果两者冲突前后延绵十数年,严重影响了华侨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属菲律宾时期“以华养菲”华侨政策的扬抑轨迹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西属菲律宾时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奉行"以华养菲"的华侨政策,一方面需要华侨华人为其服务,一方面又对其加以防范、限制,有时甚至实行对华侨华人进行赤裸裸地驱逐和屠杀的"反华排华"政策.这一时期,西班牙殖民者"以华养菲"政策和态度经历了一个先扬后抑的历史轨迹,对旅菲华侨、菲律宾社会以及对以后各西方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政策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晚清贵州鸦片问题初探

晚清贵州是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而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与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多,论著较少,本文拟对晚清贵州鸦片的输入和种植,贸易和路线、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课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鸦片的输入及种植经过熬制、提炼,以吸食为主要功能的鸦片,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就输入中国,但流入内地甚少.清朝中前期,贵州并无鸦片输入记载.鸦片输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前不久.据《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称:"作为吸食毒品的鸦片自何时流入贵州的……可以初     

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

清末民初,苏州鸦片烟毒泛滥,洋药、土药行销量庞大,烟馆、土膏店林立。为净化"天堂",苏州地方当局在社会各界的协助、配合下,自上而下,展开禁烟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的泛滥,烟馆纷纷关闭,鸦片销售量、烟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但禁烟中存在诸多障碍因素,也不能忽视。     

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

孔子是19世纪后半期美国人所知晓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名字之一。时值排华浪潮兴起,针对中国的文化偏见泛滥,孔子必然承受着日渐猛烈的嘲讽攻击。美国报刊杂志讽刺孔子之举是美国人排华情绪的反映和延伸,同时也为美国完全禁止华人移民法案的通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排华运动走向极端营造了必要而适宜的舆论氛围。美国社会的排华行为从媒体的讽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     

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 --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在18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而且使来华西人和英美社会中较有正义感的人士对这种贸易展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与谴责.他们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出发,就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鸦片走私的违法性等方面,对鸦片贸易和英美鸦片贩子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舆论攻势.而来华鸦片贩子和鸦片利益集团则极力为其肮脏行为辩护,诡称鸦片泛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嗜好",鸦片本质上是"无害的药品",而应对鸦片问题负责的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印政府和清政府官员.除来华西人外,英国舆论界也就鸦片问题的是非展开了辩论.     

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禁烟禁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之后,大肆公开推行其毒化政策,以鸦片烟毒戕害中国人民。华北大地鸦片泛滥,烟毒横行,社会经济凋敝,社会风气败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粉碎日伪的毒化政策,肃清烟毒,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     

烟毒问题与近代山西社会

烟毒蔓延在山西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的情势。从鸦片到金丹、吗啡、料料等毒品,山西社会所受毒害甚深。同时,随着近代山西社会局势的恶化,烟毒日益与糟糕的生活作风、地方社会的劣等阶层,以及近代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联系起来,烟毒、政府与民众构成近代山西社会一个颇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旧中国鸦片流毒云南的社会根源探讨

一 鸦片传入云南的年代和路线史无明载。据说早在明朝末年即由缅甸、越南传入南部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有治病疗疾的某些功效,加之沿边地带的气候、土壤适宜种植,故而边民们便开始种植和吸食。后至清初吴三桂率兵追击大西军余部和明永历帝至中缅边境时,因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便效法边民用鸦片治病。及至回师时遂将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方法带回滇中,于是鸦片又由边疆传入云南腹地,并逐渐滋蔓开来。对于这一说法的真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最迟到清代前、中期,鸦片便已滥觞云南。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清道光年间,便已蔓延开来。为此,清王朝一再下令云南地方政府,“明定章程,严行惩创”,铲除烟苗。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禁绝烟毒。相反,为了谋取暴利,云南地方旧政权及官僚、军阀、奸商、土匪、地霸沆瀣一气,利用鸦片大发横财,祸国殃民,致使云南烟毒之祸屡禁不止,流毒全省达数百年之久。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地区禁烟运动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烟毒泛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推行毒化政策,徽州地区社会失序,具有烟毒化的趋势.在民族危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从废除公土制度、限制私烟流动、强制烟民戒烟、设立强民工厂、建立监督组织、推行禁烟宣传六个方面推动徽州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将鸦片彻底根除.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的"堂斗"

二战以前,美国华侨鉴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遂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组成了众多的会馆、宗族及秘密结社.为捍卫本集团的利益,这些社团设立了武装堂口.这些堂口的设置为华侨社团的斗杀提供了一种暴力工具.早期华侨"堂斗"具有频率高、影响广、危害大的特点,其原因在于早期美国华侨特有的宗派意识和非法的利益冲突.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的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与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仍、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的漫画看19世纪后期美国的排华潮

中国劳工在建设横贯北美太平洋铁路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铁路建成后美国掀起了排华浪潮.大量排华漫画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现在成了近代史上美国排华的历史见证.     

岭南人文图说之四十七——《口供纸》

口供纸是一种特殊的文物,见证了排华时期华侨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特殊经历。利用口供纸向外移民的主要是五邑侨乡的台山、开平人,因此目前这种文物主要遗存在五邑侨乡。十九世纪后期,五邑侨乡为主的华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基本完成挖金矿、修铁路等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具有极其     

警察咋成了小偷的保护伞

据5月20日<人民网>报道,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四五十名警察长期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沦为小偷的保护伞,致使成都火车站内扒手长期肆虐,却得不到有效治理.……     

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

中国共产党对禁烟禁毒一贯高度重视。早在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根除病国害民的烟毒,相继制订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先后...     

地缘认同:客家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心理共识——以清末和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华侨之所以能够强烈而持久地作用于侨乡社会,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心理因素是重要方面.本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全国著名的客家侨乡——广东梅州为例,探讨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影响侨乡社会的心理因素——地缘认同.客家华侨通过组织地缘化、居住地缘化、行业地缘化、信仰地缘化,将地缘认同渗透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祖籍国侨乡社会而言,华侨的地缘认同强化着华侨对侨乡社会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华侨与侨乡的各项联系.华侨基于地缘认同而产生的对侨乡的情感,为华侨作用于侨乡社会提供了心理条件.     

鸦片的包装

鸦片战争前,中国烟毒泛滥。英国不法商人对华走私的鸦片,产自印度。印度酷热多雨。载有鸦片的商船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入南海,在热带洋面上得航行数十天,为保存、运输好鸦片,鸦片制造商精心包装鸦片,“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产于印度东部孟加拉地区的鸦片名为“公斑土”(按;有些史书写成“公班土”),装放的“箱子是用芒果木制成的,分两层,每层有二十格,每箱共四十格。浓缩烟浆制成实体圆球之后,包以罂粟花瓣(按:鸦片的原料为罂粟果汁)和劣质烟浆制成的硬壳,垫以干罂粟叶,然后放入格内,每箱放满四十个烟球。为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