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悲”到“审乐”——论白居易的闲适美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改变和影响

中国唐代以前以悲为美,这种审美理想在白居易那里得到明显改变.白居易的生命观经历了从悲剧体验向喜剧体验的转变过程,他的关学思想也经历了从追求"审悲"向追求"审乐"的转变.白居易后期极力推崇具有"审乐"意识的闲适美,致使宋代以后"审乐"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     

元白“元和体”诗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成因

元稹和白居易对"元和体"的评价呈现出矛盾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诗歌等级观念,而"元和体"处于最低等级.中唐文化转型对元白的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元白接受了市井文化的影响,"元和体"中流露出市井意识,但他们的文化观念仍停留在精英文化的观念上,因而对市井文化存有偏见.元白对"元和体"的矛盾还体现在"尊古轻律"上,这与二人对近体诗的片面理解有关.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白居易的"九老会"及其文学史意文——以宋人对"九老会"的仿慕为例

唐朝武宗会昌五年(845年),74岁的白居易在洛阳与胡果等六位年纪在70岁以上的致仕官员举行"七老会",后又增李元爽与僧如满二人,遂称"九老会".白居易的"九老会"是中唐以来士人追求以闲旷心态为官处世的风气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风流佳话,引起了后人的纷纷仿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士人举行了很多仿慕"九老会"的集会,围绕这些集会产生了一大批以次韵酬唱为主要形式、风格闲适的诗歌,这些诗歌实际上属于"白体"范畴,为宋代诗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     

"胡风"影响下的唐代审美文化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唐王朝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同很多国家建立了交往关系.在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胡风"对唐代的审美影响最为显著.鉴于这方面几无专门论述,撰此文以抛砖引玉.     

白居易与文学商业化

白居易的文名与作品被商业化利用,既是中唐商业发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结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政治生涯、思想构成以及才情禀性紧密相关。他主动卖文,标志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商业化进程中开始了主体觉醒,为后世文人生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雅”“俗”互济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商业化提供了艺术典范,同时也代表了中唐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弄清二人思想及其联系，对深入理解其创作和所代表的流派，无疑大有裨益。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易于感怀,情感细腻;因此,《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白居易的这种性情特征对词体的生成影响巨大.     

论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及其美学意蕴

白居易身处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面对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他创立了中隐理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隐导致了庭中山水的兴起,庭中山水的经营布置体现出了特殊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对于其后的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耶律楚材家族与白居易诗歌在辽金的传播

耶律楚材家族中,耶律倍有着强烈的追慕白居易的倾向,耶律楚材诗歌表现出学习白居易雅士情怀的愿望,耶律铸积极追寻白居易的生活态度,他们在诗歌艺术上也有与白诗相似的特征.白居易对这一家族产生了多层次影响.耶律家族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对白居易的仰慕成为白诗在北方传播的重要源泉,而白居易在辽金的地位又对耶律家族慕白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栾睿古典文学研究中，常把李白、杜甫、白居易称为“唐代三大诗人”，综观三家的诗歌创作，如果说李白以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给后人以深刻印象，杜甫以有唐一代的痛苦转折点为背景，写出了一个伟大灵魂中深重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白居易的诗...     

调和偕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

佛教东传,与传统儒学交织碰撞,始终处于矛盾与调和之中.至中唐时期,士人群体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儒禅思想矛盾对立的倾向.白居易作为崇佛文人的典型,礼敬佛教诸宗,却同时执着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致力讽喻,对佛教有违王化处激烈批判;追求禅境的超脱拔俗,又尽享世俗之乐,重生惧死,充满人生焦虑:遭遇贬谪,流露出厌倦官场的避世之志,亦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官阶及富贵的倾心,明确提出仕隐两全的"中隐"概念.自居易诗歌的仕隐矛盾正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其"中隐"观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圆融巧妙地迎合了渴望功名又不甚得志之士大夫的自尊与怀抱.面对人生焦虑、生死困惑,儒禅二道在"知命"观念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学儒问禅均系白氏解惑"在欲行禅"矛盾表现的方式.白居易儒禅相契,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呼应了中唐农禅(洪州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与主张.     

"美不自美":中唐诗美的人化自然特征

以"美不自美"对中唐诗美现象作总体把握,是中唐诗歌现象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美不自美"观,是中唐诗歌诸流派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审美原则.这种诗美观,充分体现了人类自我中心的意识,标志着 儒家伦理诗观在中唐诗美学中的胜利."美不自美"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人的本质力量,最大极限地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对自然役使和赋形为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其美学效果是抒情者的心理真实代替了山水对象的客观真实,因此,他们诗中的山水自然,大多有被扭曲了的遭遇,呈现出形意失谐、意象失衡的诗美形态,被强加上哲性化的理解而成为意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