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问题及范式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不仅包括行动层面的分歧和矛盾,而且也涵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冤屈.纠纷金字塔理论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忍忍算了、双方协商私了、双方申诉并请第三方仲裁、司法诉讼等几个主要层级,如果纠纷在基层解决得越多,上诉到司法程序的纠纷就越少.工具主义范式则关注人们在纠纷解决中是如何动员法律工具,而建构论者强调人们动用法律解决纠纷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法律权力论关心的不是纠纷及其解决方式本身,而是由此所反映出的人们权威认同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范式的差异为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其中法律何以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纠纷、何以能预防纠纷,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

站在主体中国的立场,观察其法治建设的使命,可认为民间法是推进法治中国化的有机力量或构成性因素。但法律移植的意识形态情结,阻碍了人们对民间法与法治建设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为此,需要在文化、利益和自治秩序视角重新打量国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民间法的应有意涵,评判法治建设中对民间法的既有立场,并根据时空两个判准,寻求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有效支援,防范并阻却民间法可能对法治建设的妨碍。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的“改”与“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改"是首选之法,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新法治新十六字方针"、指导思想从三部分到四部分的发展、从"全国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新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治与德治、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法治和改革等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革"的目的是建设,司法改革是改革的突破口、良法善治是立法创新、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创新、全民守法是法治教育的新要求。     

司法的堕距：冲突与弥合——一起刑事和解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以一起刑事和解案例分析为切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工作者在司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现代法治建设中，大量移植的法律在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不适应。因此，在司法的过程中“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产生了差距，从而导致了司法的堕距。在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我们应当立足本国的国情，在国家法制定的时候充分观照民间法的价值，并肯定民间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允许司法人员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法治中国化建设提供参考。     

法律思维方式与公民文化的塑造

法治精神有两种表现,一是在立场上或方法上的妥协、克制、制约、谦抑,二是在目标和价值追求上的民主、自由、权利、正义等.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思想方法、利益追求和社会存在应是多元的.公民社会对法治建设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团体对公权力的制约.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要求人们拥有最低限度的法律思维,以便达至最低的共识.法律对权力的制约程度是由公民文化水平所决定的.因而发展公民文化就成了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公民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法律思维方式.无论是权利的维护还是对权力的限制,都离不开法律思维方式的运用.     

中国法制传统的若干特点

从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中国法制传统,可以发现其四个基本特点: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整体主导;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的关系上,立法主导;在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上,国家法主导;在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上,公法主导。与这样的特点相适应,我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应当是“政府推进”型的,而不能是“社会演进”型的。     

从引注看民间法研究的新趋势及科际整合

以《民间法》第八卷为考察对象,从引注的角度考察民间法研究的现状及民间法研究中的科际整合问题,可以发现和揭示目前民间法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现象,从而推动民间法的研究:第一,民间法研究呈现出"流派化"的倾向,研究视角、使用的理论资源等都体现了不同学科对民间法的关注,民间法研究体现多元化的趋势,第八卷中粗略的分类就展示了民间法研究的法律史进路、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以及法理学进路。第二,几种进路之间的比重是不均衡的。大体上法理学进路是民间法研究主流,法律史进路也较多,而人类学/社会学进路相对较少。     

西部开发与中国法治的本土化进程--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当下流行的关于西部开发中法律制度建设和发展的理路及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从制度建设的向度看,在西部开发过程中,西部坚韧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与"活法"必然将与现代性的法律制度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全方位的遭遇.这场遭遇可能孕育着中国法治模式从整体上实现本土化,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的历史契机.故对西部开发中的法治建设的模式和路径的选择上,不宜一味地在初始阶段就强调以单纯的立法形式进行制度建构.这样可能会忽视或扼杀西部开发中富有原创性的各种本土性制度萌芽.当务之急是抓好现有政策和法规的贯彻落实.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经验型思维方式——兼谈法治建设中思维方式的改进

经验型思维方式是现实中人们时常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它有利有弊,本文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经验型思雏方式的有效性;二、经验型思维方式的负效应;三、二者之间"度"的把握;四、法治建设中对其负效应的克服方式,结尾.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论建设法治中国重在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领导干部是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通过对法治素质内涵的解读,根据领导干部法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法治中国建设负面影响的分析,探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有效路径。     

浅析现阶段法治政府的建设

本文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现状,提出了目前法治政府的建设要从四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强政府信用的建设,做到有法必依;三是重理我国执法制度,构筑严格执法体系;四是实行司法改革,强化司法独立,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传统法律定义面对的新挑战——从当代社会学的新发展角度透视

当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巨大改变,集中反映在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内容之中,诸如民间法的发现,认同力量的兴起,社会的场域化和社会行为的感性化等。这些内容正挑战着传统法律定义中的"四个方面",对传统法律定义的内涵形成了严重冲击,文章将对此从社会学的新发展角度进行全面透视。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道家"民间法"意识探源

道家法律思想以其对自然法的无限崇尚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值得注意的是,以"自然"、"无为"的观念为理论基础,道家的法律思想还孕育了最初的"民间法"意识.这种民间法意识表现为对国家法权威的否定和对民间法治资源的肯定.道家"民间法"意识的产生,是道家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显著特征,也与道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有重要的联系.道家的"民间法"意识,对当今的法律理念、法学研究等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规范:多元、冲突与互动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与立法体系的完备并不呈正比例关系,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越发明显,从而造成了"越轨泛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偏颇,运用法律多元理论和位阶概念,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可以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这三种社会规范形成了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根植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移植于社会外部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十分脆弱,规范冲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变异、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建构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需要在"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强调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与交融。     

纠错何以失灵?——从“错法”问题反思我国法治建设之阙失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错法"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给社会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于法治整体水平不高,既有法律体系的纠错机制和民间的法律规避都不能有效解决"错法"的存在,损害了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错法"是由于我国传统法治建设的阶段性和缺陷所致。必须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阶段性任务、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法治建设的方式及路径以及法治建设中的监督制约机制进行反思,从中寻找解决"错法"问题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