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25年来政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思想观念上,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转变为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在政治权力上,“中心权力”逐步被分离弱化,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今后政治改革与发展基本趋势是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马基雅维里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马基雅维里通过赋予“美德”新的内涵,进一步修改了原有的道德原则,在政治领域悬置“善”,实现了欧洲伦理道德观的大革新;他重新设置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主张政治德性能力是政治正当性基础,暴力手段则是构筑政治权力的例外决断行为,人民群众是政治统治和反对腐败的有生力量,这些观念对我们建立强有力的廉洁政府,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广义政治论三题

《广义政治论》一书提出了“社会政治”、“主体社会主义”和“人民宪政”三个概念。对它们的理解,“社会政治”应体现为非阶级斗争的政治、大众的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双重转型背景下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为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实现市场所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国家保持适量的国有经济并使其保持效率;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政传统,但中国以“三个代表”为特征的执政理念比西方的宪政更为积极,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宪政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     

青年大学生政治意识变迁：权利·权力·政治人

随着高校管理民主化进程加快，教育管理也被赋予了“以人为本”新的内涵。青年大学生权利意识向权力意识转型具有理论和现实必然性。青年大学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动物”，必须实现“政治人”意识的升华。     

广义政治论三题

《广义政治论》一书提出了“社会政治”、“主体社会主义”和“人民宪政”三个概念。对它们的理解，“社会政治”应体现为非阶级斗争的政治、大众的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双重转型背景下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为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实现市场所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国家保持适量的国有经济并使其保持效率；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政传统，但中国以“三个代表”为特征的执政理念比西方的宪政更为积极，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宪政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     

中国传统治道之源──对《论语》中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跨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管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传统治道基础的《论语》，对中国政治管理模式影响至深。本文从现代政治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治国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但其中仍不乏现代政治管理模式的生长点：其一是“德治”中蕴涵的人道管理观念；其二是“礼制”中包含的制度化权力机制；其三是“正名”中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原理；其四是“中庸”里孕育的有限性政府行动原则。     

“权力政治”下的“贸易法治”——对WTO法律体系的几点反思

在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过去60年的发展中,贸易规则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乌拉圭回合谈判所催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系,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法治化发展。但另一方面,WTO作为一个"成员主导"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仍然受到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格局的影响和困扰。辩证认识WTO法律体系这一"权力政治"下的"贸易法治"特点,对于理解该机制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有着重要意义。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提升路径

智媒时代算法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兴主导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成效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法从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方面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场域,为分析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框架。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在权力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分配和“出场”,在效度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驱动和“赋能”。但从实际运行来看,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依然面临技术扩张、权力失序和效度失守的困境。为此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主流意识形态为遵循、成人成才为目标,不断推进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转型升级发展。     

加强我国政府法治能力建设刍议

200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把我国政府基本建设成为法治的政府,这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提高政府法治能力建设,主要应从加强政府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能力建设三个方面着手。     

美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医改立法程序的完成,是美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变革,它将对个人、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政府责任边界、利益表达、社会保障政策设计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合乎历史 顺乎民意——论《反分裂国家法》出台的意义

《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政府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祖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所制订的一部法律。它体现了国家意志,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是一部和平统一的法、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法,也是一部中国自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法。它的出台有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有助于促进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合乎历史,顺乎民心。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思考

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和宪政制度建设具有良性推动作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角色、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公用事业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关系。具体途径是设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实现政府从公用事业的垄断经营者向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的角色转变;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管制程序的法治化;要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着手,进一步规范政府对公用事业领域的财政支出;要积极打造诚信政府,强化和完善政府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公共财政制度下理财思想的选择:量出为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所奉行单一的量入为出思想,已不符合公共财政管理的需要。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我国财政陷入了两难境地,本文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对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两种思想进行比较,认为在公共财政制度下,量出为入的理财思想,更加符合当前财政管理变革的要求,是当前财政收支平衡的新理念,它将推动和促进公共财政的变革。因此在公共财政制度下,财政的理财思想应选择“量出为入”。     

试论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受世人瞩目，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是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拟从提示三个改革怪圈入手，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前三次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再用发展的观点提出政府机构的新角色，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发挥电子政务作用 构建服务型政府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政府职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如何加快完善福建省的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有特色的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智能,对福建经济的全面腾飞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辅助作用。     

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发展中若干问题探析

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的高效运作中,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剖析我国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政府改革和中介机构职能转换角度,提出在新形势下我国构筑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多级管理体制的对策与思考,从而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规范的规制关系,促进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     

论责任政府

现代民主政治与政府管理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市场经济讲求服务精神,讲求服务意识,市场主体若对自己提供的服务不负责任,则终将被淘汰。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责任政治,政府管理也应本着对政府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人民大众负责的观念,政府行为才能被公众真心接受,政府才能长久发展。     

政府改革:责任、能力与绩效

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结构,而政府职能决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但中国的政府改革,不能简单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模式,而应该充分考虑中国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下,中国所进行的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再造,其目标是:建立责任、能力与绩效有机统一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