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

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必须面向中国本土经验,以"一体两翼"的路径布展创新格局,既需要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的对话中实现发展哲学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的哲学反思中,对中国本土发展文化的提升中凝聚为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守护中国立场,倡导中国学术,基于原创精神,笔者为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新现代性"、"中国三个现代化阶段模式"、"现代化原点结构"、"环境支持"等系列创新见解.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机制选择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一种"市场导向型"与"银行导向型"相结合,且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导的混合模式。实践表明,这种奉行股东至上理念、简单模仿英美模式的治理安排,导致了公司治理行为的严重扭曲和低效。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借鉴德日模式,重构和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     

党的青年劳动教育:演进逻辑、基本经验及未来展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接续奋斗.培育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是中国共产党青年教育的重要目标和时代任务.如何通过实施劳动教育培养新时代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注点位.回顾党领导的青年劳动教育的百年发展进程,总结其演进逻辑与基本经验,汲取历史智慧,益于深入探究新时代"培养什么青年、怎样培养青年、为谁培养青年、靠谁培养青年"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进而为实现中国梦培育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创新者,奠定人才之基.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模式、成效与反思——以宁波为例的分析

为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宁波市政府多年来致力于打造一个精简、高效、廉政的服务型政府,形成了"4E"模式,即经济战略、审批战略、电子政府战略和效能战略,各战略的终极指向都是公共服务.从对宁波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想取得理想的突破,必须着力解决好四个问题,即:谁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怎样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如何保证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成效.     

"两型"社会与绿色营销模式的契合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必然选择.在企业经营模式上,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就必须转变传统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模式,建立绿色营销模式.通过绿色营销模式,实现"两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以消费者为价值取向的企业主导型绿色营销模式,是契合"两型"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营销选择与完备形态.     

论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

经历了20余年的艰难探索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水平不断提高,制度日臻完善,一种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日渐清晰.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从三方面予以解析:首先,比历史上欧美国家艰难和"残酷"得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承担的改革转型时期的功能期待,构成了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基础.其次,国家决策、国家调控、国家管理的"国家主导型"体制是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特征.第三,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今后中国社会保障要实现城镇型→全民型、差别型→公平型、保障型→福利型、政策型→法律型的转变,以使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魅力全面地展现出来.     

中国转型的新阶段: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拐点

世界各国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凸现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和转型的时代特征.中国现正处于具有双元化特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什么是市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是政府,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重大的转折临界点,涉及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这四大新拐点跨越之日就是可持续改革开放腾飞之时.     

后改革时代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与战略创新

中国模式是我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成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重新评价.前改革时代中国模式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种经验、一种有待完善的经济模式,进入后改革时代经济迅速发展积累下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模式面临着挑战.面对挑战和变化,重新进行路径选择是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并由此开启中国模式战略创新的新阶段,模式的战略创新是基于对前改革时代中国模式总结的基础上,寻求后改革时代改革发展的落脚点.     

“中国模式”论的外国陷阱

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论,与同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分别具有捧杀和骂杀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模式"日渐显露的内在弊端,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消费和捧杀,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觉。只有改革与改变"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增进民主、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     

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是理念、制度与方式的统一;它既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也是基本工作原则与工作方式。从民主政治角度看,群众路线是一条民主路线,乃中国式民主的精髓所在,事关党和国家性质、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实现路径与实现方式。新时期,我们既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的时代统一,充分认识群众路线的民主价值;也要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变传统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为"民主路线"话语体系,变"运动模式"为常态化模式;更要大力发展民主,将群众路线全面贯彻到治国理政、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实现群众路线制度化。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僚路线"与"金钱路线"。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     

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建构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是基本价值体系建构的过程.基本价值的逐步确立、全面化推进和体系化,基本价值与现实情况结合为目标体系,以及价值实现途径的形成和完善,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要件.中国发展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发展的积淀,又是中国发展的结构性框架,因而是理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中国的发展首先是在价值建构中把富强作为基本价值确立起来,形成小康的价值目标和相应的价值实践体系.此后,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建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历史指向,这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价值建构全面化进程,进一步解决民主文明和谐基本价值的实现形式问题,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误区与路径

当前普惠型社会福利建设存在忽视现实国情、误读普惠含义、重投入轻绩效、陷入泛民生化等误区。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既要统一规划又要因地制宜,实现增量发展;既要"扩面"也要"提标",实现协调发展;既要公平又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规模也要质量,实现质量发展。阶梯式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融合了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福利理想又立足现实国情,优先照顾弱者又兼顾普惠全民,合乎社会福利本义和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两型社会”建设视野下的再制造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析

再制造作为循环经济中资源化的一个新手段,是一个再循环过程,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它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的新型循环经济时代,丰富和发展了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与应用技术,是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发展模式建构

中国发展模式建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今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境遇使得阐释中国发展模式必然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同在中国出场.中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关于现代的四种典型话语格局.现代性自身是不断进化的,后现代性帮助现代性完成了自己的改写或重写,即现代性变成了"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由此引发的实践智慧将直接启示一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击中现代性本身并对其前提进行哲学与资本的双重批判,这对于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发达国家审计发展及其对中国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成果。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离不开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本文考察了国家审计立法型模式、司法型模式和独立型模式的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三国国家审计发展过程及其政治意义、国家审计的制度环境与运作机制,从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总结其对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作为中国政府财政责任控制工具的国家审计,应当适应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制度环境协调,形成审计协同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