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熊始受周封”刍议——与孙重恩同志商榷

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中,关于楚国的第一个受封者,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是这样记述的:“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近来,孙重恩同志以《楚始受封者——鬻熊》为题,标章明义:“楚国的始受封者是鬻熊,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丹阳是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据《世本》(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及《史记·楚世家》所记,早在商周之标,楚鬻熊已居丹阳,并服属于周文王;到西周初年,成王时,鬻熊的后人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迁郢为止, “丹阳”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名称,前后共达三百余年。因此,搞清楚丹阳地望,对于探索楚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进而研究楚国的历史发展和楚文化的传播,是必要的入手之处。     

楚族溯源

本文所要追溯的楚族之源,是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创楚国之前辗转迁徒而来的楚国统治集团及其族属的先族,不是荆楚之地土著居民的先族.春秋时代所谓"华夏"族称楚人为"荆蛮",楚人也毫不隐讳地自称"我蛮夷也",以别于中原诸国.不过,这种蛮夷华夏的分野并不反映鬻熊以前,也就是周文王时代以前的情况,而仅仅是西周春秋以后凝成的地域——文化观念.我们认为,所谓"华夏"族,无非是统治了中原,或多或少地融合并文明化了的蛮夷戎狄.华与夏原是黄河下游与中游东西对峙的两大部族,楚人的先族出于黄河下游的"华族"部落联盟.一楚人与鬲楚人与鬲有着特殊的关系.楚人最显赫的祖先就是祝融和?熊,出于楚族的变竟因不祭祀祝融、?熊而被楚国所灭(《左传·公二十六年》).可     

古罗子国

罗子国是商代中叶羋部落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羋族系诸部落遭到殷的征伐,罗便随楚由罗山(河南罗山县)迁避到甘肃正宁县。以后又受周王朝的压迫,随楚国迁到湖北房县和宣城。春秋初期,为楚所灭,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又被迁至湖南汨罗。一、罗子国的起源和立国罗是祝融氏吴回之后,可能是荆楚的一个先祖芈姓首领穴熊的支裔,所以也姓熊,与楚国属于同姓、同祖。     

评鬻熊为火师说

文献记载我国上古各族的历史,涉于神话和传说,这于楚族也不例外。因此,在认真清理楚族早期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用科学态度对待有关神话和传说的问题。这就是要批沙拣金,从大量纷纭杂乱的文献记载中,剔出封建迷信和后人附会的成分,提炼出可信的楚族早期历史。拙文《“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旨在从前人岐异的记载中,探索周楚早期关系的一段历史,说明“鬻熊为文王师”的“师”即是文献和金文     

楚始受封者——鬻熊

鬻熊是殷周之际的楚人。《史记·楚世家》记载:颛顼高阳氏之曾孙重黎,在帝喾时为火正,有功,席喾命之曰“祝融”。当时,共工氏为乱,帝喾命重黎诛之而不尽,帝喾就杀了重黎。后以其弟吴回为继,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孙曰季连。鬻熊即季连之苗裔。《楚辞·离骚》篇中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句。这是屈原对自己祖先的追述。他说他是帝高阳(即颛顼帝)之后代。屈原是楚武王熊通的后代,当然也是鬻熊的后代。从《史记》和《楚辞》这些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荆楚释名

有这样一段传说:楚的始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之孙,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为帝喾高辛当“火正”的官,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给起了一个名号,叫祝融。祝融之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其六日季连,芈姓,是楚国的祖宗,季连之后鬻熊,因“博学有道”。周文王拜为师。鬻熊生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周王室论功行赏,封熊绎于楚蛮,划疆封界,国号日荆。荆楚的称号,早在商代就有了。《诗经》里称为“蛮荆”或“荆楚”。楚国为什么叫楚?又为什么叫荆?《诗经》里有“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荆楚与南乡是否有联系?楚,是否可作南方解?后汉史     

春秋时期楚国集权政治初探

春秋时期,楚国是较早实现集权政治的国家。尽管楚国这时的集权政治,与以后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比,还只是一种雏型,但它却为以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开拓了先河,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后世君主集权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下列几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一、从县制的设立看楚国王权的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郡县制与中央集权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郡县制,中央集权就失去了组织基础。因为郡县制度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郡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由于知识产权在法律上的特殊性质,法律适用规则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较大差异;参加有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国家的有限性等因素更加促成研究该领域内冲突规则的迫切性,本文欲以从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发展现状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法律与政府: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本文主要从法律与政府的关系的角度,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反思了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法制现代化的历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８年）,这个时期,法律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没有能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的制约;（２）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制国家（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６年）,这个时期,法律得以重建,但并没有超出工具主义的范畴,并且,只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才逐步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建立法制国家,政府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３）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１９９６年以后）,这个时期,确立的是法的统治,政府是法治下的政府,并且,论述了法治下的政府所应具有的特点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的探讨

本文认为,氏族与部落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两者在本质上不同;蒙昧时代的中、高级阶段是氏族部落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构成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的地缘关系的基础尚未出现萌芽,因此蒙昧时代不可能产生民族;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不同,民族形成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早于国家的形成。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楚始都丹阳诸说之比较

楚始都丹阳在何处，至今仍迷踪渺茫。丹阳是楚国早期的政治中心，与楚国的形成是密切相连的。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于男之田，姓举氏，居丹阳。””这标志着楚由原来的部落或方国一变而为诸侯国。因此，考证作为国都的丹阳的地望，应始于能绎首封之时。而且，古地名是动态发展的，往往与人俱迁，将丹阳地望的考证规定在熊绎“辟在荆山”到“文王始都鄂”③这一时段之内，可避免失之过宽。综观丹阳诺说的考证文章，大多结合古文献与现代考古发现力陈己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1．当涂说。班固自控…     

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论法律的不确定性

法律，作为一项对具体的行为进行合法或违法评判的活动，是确定的。但是，它作为规则的总称，却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成文法国家一般都在规则的意义上使用和研究法律，因此，对法律的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法律不确定性的出现有其语言、哲学的原因。对法律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立法和法治，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     

从比较法律文化看法律移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拓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见端绪，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健全“法治”秩序，中国缺乏经验，因此，移植外国法律，为备界学者所关注，提出了各种有益见解。笔者拟从比较法律文化视野出发，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学者。美国著名法学家泊尔曼在他的巨著《法律与革命》中指出：“在IOSO一115o年之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确存在着根本的断裂”，在此期间，西方近代的许多事物开始出现，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价值。①这是非常好的分析视角。因为在于一Ic世纪，欧洲被视为“黑暗时期”。从经济角…     

评《楚国史》

自1995年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学文库》出版以后，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有关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魏昌先生的新著《楚国史》的出版问世，却标志着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尚有新的领域可以开拓。这本由胡绳先生题写书名、武汉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的（楚国史），是一部优秀的楚国史教材，填补了我国楚史教学的空白。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一、体例恰当。作为一本楚史教材，《楚国史》采用通史体例著述，从楚族的渊源，早期历史与文化写起，然后按照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顺序，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楚国…     

苏、中两国建国初期法律建设比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家行政管理动作中法律保障意识是否得以树立起来，需要从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中去思考，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怎样把握，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运作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否可以弱化法律保障？在这方面，苏联，中国两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