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儒士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思想对忽必烈这位蒙古族封建帝王产生过什么影响,儒士在其统治时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一初步论述。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元代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汉族儒士为主的各民族儒士在最高统治者周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后来的统治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点与作用

蒙古王公的年班作为清朝对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这项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参酌古制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对蒙政策“宽严互济”、“恩威并施”的特点。蒙古王公的年班对稳定边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生终拟依莲社,犹苦尘缘未破除——张翥亦隐亦仕矛盾心境探析

元代,对汉族儒士来说是一个痛苦而压抑的时代,受蒙古统治者的歧视,政治上被排挤打击,失去了传统的晋升之路,生活上没有保障,甚至生命随时随地会被夺走。在这一复杂环境中,入仕与隐居的矛盾困扰着当时的文人。张翥就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徘徊煎熬,完成了他的人生之旅!     

略析清代前期治理蒙古的几项重要政策

清朝统治者们始终都非常重视对蒙古族等制驭统治政策的经营。他们在认真研究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经略制驭政策得失的基础上,早在后金政权初创之际,就十分注意按照蒙古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特点,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蒙政策。其后在实施中经过不断充实、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蒙古的主要法规,在有清一代延续近三百年贯彻始终。清朝统治者经历了一百余年时间,才逐渐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为此,他们对蒙古实行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永远不能成为威胁清朝统治地位的北部边患势力,又要通过怀柔笼络蒙古封建主,令其有效地控制蒙古的铁骑劲旅,使其成为清朝统治中国各族人民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进而使蒙古成为清朝帝国北部疆域“不设边防以蒙古为屏藩”的忠顺有力工具。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蒙古统治罗斯初期政教关系的变化

蒙古的入侵和统治使罗斯的政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蒙古入侵之初,其暴行使得东正教会与封建王公同仇敌忾;蒙古在罗斯确立统治后,加强对教会的利诱,教会转而与蒙古统治者建立联盟,同时教会利用蒙古、封建王公发展自身势力,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试论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

清代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当时蒙古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较大变化入手,就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问题,做一论述。由于文化具有其延续性,为论述上的方便,将整个清代(上溯到16世纪中叶)的蒙古族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早期——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中期——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晚期——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清朝灭亡。 早期。这一时期,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即喇嘛教的引入和所谓的“文艺复兴”。 喇嘛教的引入可以说是蒙古族统治者为探索新的统治方式所使用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一种努力,一种人类为使其政治和社会方法适应于新形势的下意识的努力。”(赫·乔·威尔斯基《文明的脚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就是说,喇嘛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统治理论、统治方法而被引进的,是为了用来证明统治者统治权     

清朝对青海蒙藏民族立法初探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高度统一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时期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同时通过立法手段,使民族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保证了统治政策的贯彻、实施。清政府在以法律手段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主要以蒙古、藏族这两个民族为重点。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蒙古族、藏族是历史传统悠久、人口众多、居地辽阔、力量较强的民族,控制了这两个民族,就基本上解决了清代的民族问题。 清朝,青海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有蒙、藏、回、土、撒拉等许多民族,其中蒙古族、藏族人口较多,居住较广。历史上,藏族人民长期在此游牧、居住。至明朝及清初,蒙古的一些部落相继进入青海,游牧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随着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管辖的深入,统治者根据青海蒙藏民族特点,提出四条原则,进行了民族立法。这四条原则是:(1)、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大清律》规定:“隶理藩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办案。后来《理藩院则例》又规定:“如蒙古例所未备者,准照刑例办     

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元朝就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理学在全国各民族中,尤其是在蒙古族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它推动了蒙汉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促进、深化了蒙古的封建化。与此同时,受蒙古入主中原的影响,理学自身在元代也得到了补充,从而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承递作用。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便日益多地接受了周边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蒙古奴隶主统治者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已经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地区后,中原地区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封建文化开始逐步地注入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中,进而使蒙古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更加深刻、急剧。蒙古统治者刚进入中原,就被中原的封建物质文明所吸引。由于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蒙古统治者不断调整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政     

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蒙古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复兴

对于自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古征略、亚欧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及其统治,世界学术界历来是贬之者多,褒之者鲜。有人认为,蒙古统治者发动的远征,屠城掠地,滥杀无辜,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亚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某些西方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称它为“蒙古旋风”,污之为“黄祸”;更有甚者,说蒙古西征是“毁灭世界的残暴事业”,“国家在于年内也恢复不了元气”。近年出版的权威性的《太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评论蒙古帝国时说,“这是文明社会所经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其后果十分严重”,“蒙古的征略所留下的社会文化遗产不易追寻,它起的作用比较起来也十分短暂。实际上蒙古人并未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持久的文明。他们的征服毋宁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①苏联1957年出版的《苏联域外的东方中世纪史》     

论蒙古萨满教的性质与世界观

近年来,蒙古萨满教不断被人们提到学术论坛,并成为“蒙古学”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 蒙古萨满教对蒙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蒙古萨满教是伴随蒙古族——包括当今被称作“蒙古”的所有古代部族——的整个原始社会和几乎全部阶级社会的主要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之一。因此,它的宗教敦义与世界观对蒙古社会历史、政治、哲学、道德、法律、天文、医学、文学艺术以至风俗习惯等等社会意识的形成发展,均起过重大的影响。虽然,蒙古萨满教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蒙古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但它作为蒙古古代和中世纪统治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上层建筑之一,作为一种宗教世界观,对蒙古社会生活的一切现实关系都发生过重要的“反作用”。无论是远古时代的蒙古诸部族的历史,或者是蒙古帝国的形成过程,以至后来蒙古帝国的瓦解和黄教传入并确立统治地位等等历史过程,都受到蒙古萨满教的重大影响,并且同它的思想世界观密切联系在一起。仪就它同黄教的关系为例来看,正如道尔吉·班扎罗夫所指出的那样: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在漠北蒙古的影响——以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地位变化为例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一项基本政策,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清朝前期,这一政策对于清中央政府巩固在漠北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打击准噶尔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在具体实施中,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适时调整,体现于漠北蒙古地区便是在朝廷的政策作用下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于该地区权威及地位的变化.     

元朝的佛像崇拜与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是时代的晴雨表”。既然这样,不仿从元朝以来的佛教偶像崇拜来探索一下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抑或能印证出历史时代的精神和其对各世的影响。 提到内蒙古雕塑,不能不联系到蒙古民族中佛教的传播和对佛像的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占大帝国,传至忽必烈时,统一了全中国,“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他继承历史上北魏、隋、唐、宋、辽、金等诸民族王朝的统治制度,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随着蒙古统治者统治范围的扩大,宗教也就提到了日程。在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统治下,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朱元璋是以布衣而登九五之尊的明代开国君主。学者们在谈到他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儒士的作用。的确,朱元璋对待儒士倚畀之殷、待遇之优渥,是有口皆碑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儒士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这一互相矛盾的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个中缘由,是值得作一番探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朱元璋如何稽古右文,而对于他为什么要大批屠戮儒士,还未见有专文论及。小子不敏,打算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志们。 一、朱元璋重用儒士的缘由 刘邦曾经说过:运筹帷幄,吾不如子房(张良);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用儒士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共性,不独刘邦、刘备为然。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儒士,勷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Ideology of “Minben” Philosophy of Mengzi as the Cor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先秦儒家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民贵君轻”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其中尤以孟子提出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为代表.孟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注重“民本”施行“仁政”,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民心所向,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推翻其残暴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民本”和“仁政”的本质在于“以民为本”本身.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这种思想难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掩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所起到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警示、限制、弱化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为士大夫阶层为民请命、争取权利、反抗暴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将之简单视为仅仅是为了巩固君权、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是思想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是片面的、狭隘的.     

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

本文分析了蒙古统治时期在西域推行的宗教政策 ,对成吉思汗时起就实行的对各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给予了历史的肯定 ,同时也指出了蒙古统治者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失误和留下的历史教训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转变对蒙政策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将其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和西部内蒙古。先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笼络当时提倡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终将其拉入自己怀抱。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治这一新占领区,由煽动“蒙古独立”开始转向提倡“民族协和”。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次是防止已实行“自治”的伪满洲国“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第三是优先考虑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