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钱法阻滞问题与黄宗羲的钱法思想

有明一代,由于明政府倾向于通过纸币、金银等高额货币的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控制,而在铜钱等普通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管理上举措失度,使得钱法长期以来存在着难以贯彻的问题.黄宗羲曾立足于现实,对明代钱法阻滞的原因展开过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其理想中的铜钱本位、兼行纸钞的货币制度.探讨黄宗羲的钱法思想,有助于洞察明代货币金融的变迁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原因.     

明代东北驿站考

明朝在统一东北,建立都司、卫所地方政权的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积极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明代东北各路驿站,多系沿用辽、金、     

明代西藏行政区划考

本文概述明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对明实录中有关西藏行政建置予以考证,并兼及明代西藏诸政教势力的辖地和寺院势力,较全面系统地勾画出明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其特点.     

明代理学流变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一○○○至一六○○——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道学”,或称“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明代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理学内部各个学派大起大落,头绪纷繁,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此作过精到、周详的述评,但以近代眼光视之,仍有重新斟酌的必要。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明代应天巡抚驻地考

应天巡抚署治事处所先在南京会同馆,自成化十八年(1482)起才建有独立衙署,直到万历二年(1574)一直在南京。同年,为居中调度,及时处理海警和江警紧要事务,驻地移往适中之地应天府句容县。万历三十一年(1603),因苏州发生生员和市民之变,兼因苏州日益重要的经济和交通地位,应天巡抚又由句容迁驻苏州,此后直到明末,一直驻扎苏州。     

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

明代土地人体上可分成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史·食货志》说:“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皂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产兼)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入各级政府土地赋役册籍的主要是庄田,屯田等等之外的一般没官、入官田地。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这是因为,明初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不仅接收了宋元等朝大量的官田,而且还新没收了同明太祖敌对的封建割据头目以及豪强富户的田地。在北方,一般的情况是官田寥寥,惟有北直隶的大名府,据正德《明会典》之记载,官田却高得出奇,有五百十七万亩之多,竟占了当时全府在册田土百分之九十九·五一。这不仅在北方是绝无仅有,而且也超过了江南官田问题最严重的松江府而雄距全国之首。对此,历来有不少研究者甚感疑惑,认为很难凭信,但又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解释,以致成为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考证和分析,解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窦。 大名府官田畸重,最早系出自正德《明会典》的记载。据该书弘治十五年全国分区官民田土数,官田最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滥觞于成化、弘治年间,正德时期则是前后变化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无不说明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     

明代诸王与明代军事——略论明代诸王军权的变迁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不久,即分封诸子为王,赋予他们极大的军事权力,且以《皇明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诸王们俨然成为朝廷派往边城要塞、名都大邑的军事代理人。可是,     

明代占城通使中国考

占城为印支半岛古国。今属越南。本文依据明朝实录、文献和档案中记载的数量极少的相关史料,对明代占城向中国遣使修好的过程进行考证,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明王朝与占城外交关系的全面认识。     

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专职外交机构,外事管理分隶不同官衙。明代在因袭唐宋旧制的墓础上,外事管理与分工更趋严密而具体,形成礼部主管、中央其他官衙协同管理的格局。其中,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为外事接待机构,四夷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外事翻译机构,鸿胪寺专司外事礼仪,行人司则以奉旨出使为要务。本文对以上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等问题作了简要考察分析。     

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

明代解盐行销区域的消长,反映了明代盐制演变中的一个特点:即前松后紧。明代前期,盐政制度稀疏而简单,强制力度且明显有限,越境销售因此习以为常,也就为以后争夺行盐区域埋下隐患;正德以后,食盐生产全面过剩,市场争夺日益激烈,行盐区划细密不足的隐患开始显露,于是,对行盐区划加以完善,使之更加细密准确,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弥补措施。明代关于行盐区划的种种争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解盐行盐区域的消长,也是这种特点导致的。     

鲜虞中山国疆域变迁考

中山国,是战国中期太行山东平原上的“千乘之国’”。它地处赵国的“腹心”,三面被赵包围,仅东北一隅与燕毗邻,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堪称“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而对其疆域,史籍仅载“地方五百里”,至于疆域的四至,具体的范围及变迁,本无记载,历代史家亦仅述大概,清人王先谦作《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可谓历史上唯一的专门著作,然而今天看来此作多为资料排列,缺乏系统的研究。所以,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利用近年来历史研究、考古发掘、地名研究的新资料。对中山国的疆域范围及变迁试作初步探讨。     

契丹居地变迁考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重要民族,最初驻牧在西拉木伦河下游一带。北魏中晚期,契丹南迁至大凌河流域。隋朝大业年间,迁回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祖源地。入唐后,契丹居地变动较频繁,与奚人居地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至唐末,契丹逐渐侵占了整个西辽河流域,并最终将北方草原地带纳入自己的版图中。     

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

明代西域回回的入附中原问题,是有明一代极为重要的西北边疆民族问题之一。薛文波先生在其《明代与回民之关系》与《我国西北地区何以穆斯林居多》①两文中稍涉一二。其前文中《明初拒绝外族内徙》一节,云:“明初,感于元代异族之压迫,故惟恐异族昌炽,不特严分种族畛域,而使已定居之外族不能伸张其势力,外族内徙者亦受限制。”遂仅以洪武中明太祖遣撒马儿罕商旅返国一事为据②,断然定论,悖左史实,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即爰此发韧,非敢求疵于前辈,仅略述明代西域回回入附始末,冀以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     

明代宁夏籍作家胡侍四考

胡侍（1492—1554）,明代中期诗文作家,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鸿胪寺右少卿。与“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康海友善,有多部著述传世。前人关于其籍贯、字号的考订过于简单或存在偏颇,关于“夺秩编民”后的“诏复”问题多从古人之说,未进行深入辨析。通过考辨可以确定：胡侍籍贯宁夏;字承之;号蒙谿（溪）、蒙谿（溪）山人、蒙谿（溪）胡子、蒙谿（溪）子等;在34岁被夺秩编民后,再未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