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激情--论第三代诗人创作的美学特色

第三代诗人是从朦胧诗人中分离出来的后朦胧诗人。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受朦胧诗人的深刻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第三代诗人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但他们的有些创作亵渎崇高,消解理想,事实上是把人生和诗歌艺术都当成游戏,诗中除了极端化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嘲弄之外,再难看到鲜活健康的人的形象。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

抗日战争,极大地开拓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也提供让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战争的痛苦和紊乱,带给联大现代诗人“智慧的痛苦”和“苦难的承担,”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就显得尤其重要。战争唤醒了人性,联大现代诗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尊严和人性内涵,使他们的诗作超出当时一般战争诗人的作品。     

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与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不期然地有些相似,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卓有建树的“学者”,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奋战的“斗士”。这“三重身份”集合在他们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们都有开拓之功。他们把新诗从初创阶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现代新诗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以不凡的才力,筑起了五四诗坛上的两座浪漫主义奇峰。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焦虑--以卞之琳、冯至、穆旦为例

本文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主义诗人为例,对他们20世纪30、40年代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民族想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身份意识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他们进入50年代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50年代,不论是宏观的文化选择,还是具体的诗歌创作,现代主义诗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热情以及“蜕变”新生的愿望。然而,经历了思想和艺术“蜕变”的诗人,并没获得精神的自足与安慰,反倒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其诗人的身份遭遇了双重的质疑,一重源于时代和社会,另一重则源于自身。在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主义诗人,缓解身份压力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文学翻译。     

文坛千古两谪仙——李白与苏轼比较研究

在中国诗坛上有两位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式的人物,那就是李白与苏轼。说来也巧,这两位绝代诗人,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蜀人,并且皆有“谪仙”、“诗仙”之誉。他们都是文艺上的通才,在诗、词、文、赋、书法等方面,皆有辉煌的建树。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并且,他们又各是唐诗和宋诗的代表人物。因此,比较研究这两位伟大诗人是很有意义和趣味的。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情爱世界》评介

伟大的诗人歌德说:“人生之中有爱情,就恰如自然界有春夭,大地上有鲜花。”这不仅仅是诗人诗意化的审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爱情,这个魅力无穷的字眼,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学者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摹着它,用他们的心灵感悟诠释着它,可它却似乎永远“高高在上”,不断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在女性生活中,它更是永远高扬着主旋律,甚至成为她们     

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近体诗语词超常嵌合及其审美功能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有其独特的抒情方式。这种抒情方式影响着诗人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英国诗人雪莱说过:“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这种“变形”,实际上是诗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审美意识,对语言符号实现其审美变异,使常规语言在他们笔下被强化、浓缩、颠倒、扭曲、断裂等,从而将普通语言符号转化为诗中的艺术符号。     

简繁互动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与宽广——解读陈敬容的诗《山和海》

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崛起了一个新的诗派——中国新诗派。他们当时提出新诗的要务在于: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传统。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宣言。之后,由于《九叶集》的出版,故有“九叶派诗人”之称。陈敬容是九叶诗人中很认真内敛的一位诗人,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在生活中     

论中国新诗中的“梦幻者”视角

在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一些诗人选择以“梦幻者”视角深入文化语境,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思进行变形化的渲染与再现,使主体的精神体验和存在意识得以澄明.具备顿悟、超验、所指不确定性的“梦幻”思维本身,正切近了诗歌“重感性、重想象”的文体特征,诗人选择这一视角,既能显露出他们对日常生活场景进行重塑的愿望,也折射出其个性化的诗维运思.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的类比考察

我们所熟悉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一词,首先来自古希腊诗人希西俄德的农业史诗《田工农时》。这部史诗曾描述了人类自被创造后所经历的五个大世纪的情景,第一纪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 据诗人说,在“黄金时代”,“人们象神一样地生活,无忧无虑,没有悲伤,没有劳累。”他们永远年轻,欢宴终日,不知什么是罪恶。最终的死亡到来如同睡眠降临,他们死后灵魂升在天空仍然护佑活着的人们。之后的“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一代不如一代。其中“白银时代”人们百年内保持童年,一旦长大成年便因傲慢和时代”一代卞如一代。其中“白银时代”人们百年内保持童年,一旦长大成年便因傲慢和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清代西域诗中桃意象初探

桃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诗歌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命运的诗人,他们可以描绘同一个客观物象,可以共同创造相同或相类似的象征性意象。然而,他们各自创造的这个意象,不仅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且,他们所描绘的相同的客观物象,却都是独特新颖的,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人借助于桃花旺盛的生命力融和西域春意之暖,展现出诗人顽强的生命力;桃意象承载了诗人由中原至边塞的豪情壮志;桃源典故意味深长,又寄予了诗人对边塞的独特感受和浓郁的思乡之情。诗人将自身复杂的思想感情灌注于桃意象之中,故而该意象成为诗人表现个人复杂情感的重要载体,寄托了诗人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心境,桃意象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些诗人真实的心境。     

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说

钟嵘《诗品》评述了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并从他的评价标准出发,把他们分别列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中的诗人是怎样确定其名位先后的呢?对此,《诗品·总论》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意思是说,大致是以诗人生活时代的先后确定名位顺序的,并不牵及对他们创作成就高低的评价。从大的方面讲,“世代”是指汉、魏、晋、宋、齐、梁各朝,其中有的又可细分为象建安、太康、永嘉,义熙、元嘉等时期(见《总论》);再具体一点讲,“世代”又是指诗人历岁的早晚。《诗品》对所评的诗人(或诗作)都言明各自归属的时代,并绝大多数都依其朝代的前后,同一朝代的诗人又多数是按其生活时期的早晚来确定名位顺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