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按“轮子”划分

我1975年插队,当了两年农民;80年代进了一家国企,一晃就55岁了。这里给您讲讲我的几个关于"轮子"的故事。两个轮子自从插队开始,一直到前两年,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只要不出北京市,去哪儿都是骑车。1980年,我在东六环、宋庄画家村那一带的一个仓库上班,晚上要去北师大中文系夜大上课。下了班,顾不上吃饭就往学校骑。1个小时后,7点到达新街口外大街,     

晒晒"我的结婚账单"

在网上看到现在青年人结婚花费,吓我一跳,"父母快破产了吧?"我也晒晒自己"80年代的结婚账单"。我的大学毕业典礼在1983年7月21日举行,当天下午就到学校开了结婚证明,第二天登记,一天没耽误。上大学前插队、教书,毕业都快成"老姑娘"了。     

老人优先,不等于插队争抢

不如在改革医疗体制上下工夫从尊重和保护老年人权益层面来看,陕西规定"老人看病优先",是一项善政。然而,善政还要善为。当"老人看病优先",只能通过挂号"插队"得以实现时,已经违背了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本意。事实上,老人挂号"插队",从小处讲,对年轻人不公;从大处讲,破坏了规则意识。更何况,一些老人也认为"插队"不妥。     

少年壮志

1968年8月，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4个月，我自行选择了插队。我的目的地原本是山西榆次黄彩公社的贫穷山村杜家山。当时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女红卫兵蔡立坚已在那里竖起了一杆插队的大旗，吸引了四个热血沸腾的校友“啸聚山林”。蔡立坚的事迹打动了我和几个“老初三”的红卫兵朋友，也促使我们把杜家山当作了插队目的地。当时我不到16岁，母亲反对我出走。     

和本尼一起看恐怖片

"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晚点儿才睡,和他们几个一起看恐怖电影?"当妈妈像赶一只兴奋的小猫儿一样,把我弟弟本尼赶回他自己房间睡觉的时候,他大声抱怨道。"因为你只有五岁,那就是原因,"妈妈笑着回答,"五岁的小男孩儿需要充足的睡眠。""在星期五的晚上?"他问,"何况,杰米都可以熬夜!"我哼了哼鼻子,"我比你大一倍,差不多算大人了。"妈妈扬起一边的眉毛,不相信地看着我。通常只有在我说傻话的时候,她才会那么看我。"唔,我是比他大一倍嘛。"我嘟哝着说。     

一曲《许仙》恋一生

●情窦初开暗偷鞋1968年秋天,我们从杭州出发,来到吉林一个叫桃花沟的村庄插队。知青队伍中有个男孩叫戴文奇,父母是有名的越剧演员,1957年"反右"时被揪了出来,说他们是"封建余孽","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赞歌"。因为父母的问题,戴文奇吃了不少苦。     

有一种善举叫沉默

我家对门的邻居是一对中年夫妻,两个人同在一家不错的企业里工作,收入不错。可我却发现他们的生活极其俭朴,每次去他们家串门,常常看到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衣着也很朴素。家里的电器不说别的,就说那台电视机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曾不止一次地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家的电视也该进博物馆了。你们俩也真是的,又不缺钱,干吗整天把自己弄得     

梦想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做得最多的事竟然是打哈欠。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平时大大的眼睛,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条缝,还哈欠连天。妈妈、爸爸都劝我不要再挺着了,快点儿睡觉吧。可我现在却恨不得能把耳朵堵上,那样我就听不见他们劝说我的"噪音"了。让我睡觉,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因为,我梦寐以求的时刻——三十晚上12点来临的时候,我就可以尽情地去外     

兵团战士心向党

1969年夏末,刚刚18岁的我和许多"老三届"的学生一样,一腔热血,满怀豪情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祖国北部边陲内蒙古,成为一名光荣的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插队前,我曾无数次勾画内蒙古的样子,蓝天白云,"风吹草低见牛羊",兵团战士背着钢枪、骑着骏马奔驰在绿色的草原上,多少次被这梦给笑醒。可到了我所在的一师四团十连营地就傻眼了。这整个就     

编读

参加完海南的创意农业大会,在去往广州的海航航班上偶遇《云端·新华航空》,碰巧这一期杂志有关于我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报道。我们这些常年脚踏泥土的人显然某种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情怀,这一期《云端》中关于上山下乡的报道让我们重新回忆那段历史,也让我们再次审视我们回归乡土的自我认知。我父母是下乡知青,也结合于那段插队的时光,而我也再次遵循着父母的足迹,先是洋插队、现在又土插队。总之,觉得自己这辈子难以再离开土地,当我在云端     

当年那个宣传队里

一个冬天的早晨,大雪封门,无需出工,已经上午10点多钟了,我们几个知青贪恋被窝里的温暖,赖在床上。这时一个青年人走进我们的房间,矮矮的,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头戴当时最时髦的绿色军帽,显得英气勃勃,他进门就大声喊道:"你们好舒服呀!"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我插队所在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他拜访的目的就是网罗知青中的文艺骨干,趁着农闲把宣传队搞起来。有些知青插队后很少出工干农活,大多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干些所谓的杂事,如当老师,当记工员,当材料员,当林场护林员等等。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插队后一直搞宣传,那时农村还在搞"红海洋",家家户户,门前门后,墙壁上都要刷标语,写口号,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由于我们会写美术字,因而还被公社抽     

大草原——记忆中珍藏的绚丽

一到春光烂漫的日子,我就想起壮美辽阔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1968年,我在哈达吐大队插队,附近有个黄花谷。谁到了那里,都会被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萱草花给"震"住:那时大片大片的被俗称黄花菜的萱草鹅黄滚滚,一直铺满了整个山谷。黄花的碧绿叶片又宽又厚,盛开的黄花和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最神奇的是所有的黄花的高度完全一样,远远望去,下边     

粮食,粮食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和妻子都曾在山西农村插队。后泉村坐落在太岳山脚下,四面环山,非沟即坎,全村没有一块水浇地,加上那年头的"高征购"政策,老百姓的平均口粮,每年不到300斤。于是,粮食就名副其实     

中年负笈走东瀛

当我开始写在日本留学经历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也许是情绪波动太大的缘故。回想我一个老三届学生(老初三),作为有着10年上山下乡“土插队”的经历之后,又经历着“洋插队”的自费留学生,在这些年来所饱尝的艰辛与磨难;回想在学位取得与研究成果方面我为之锲而不舍的努力奋斗和为之付出的日日夜夜,常使我一颗平静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青春的故事

闻着醋香去插队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回家后突然问我：＂爸给你找了个吃老陈醋的机会,你愿意去吗？＂＂愿意!＂我笑嘻嘻地回答。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承诺,竟然让中学刚毕业的我,就从东北的冰城哈尔滨开始了到山西插队的生涯。当我转乘北京开往太原的火车进了娘子关时,我就突然觉得＂哐当、哐当＂的火车行驶声,渐渐地变成＂吃醋、喝醋＂的歌声,那浓浓的醋香已经扑面而来,顷刻间让我陶醉了。     

蔡昉: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

蔡昉,农业经济学家、就业问题专家,有"穷人经济学家"之称。1956年9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一番拼搏后迈入大学门1956年,蔡昉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在农村我上过高小一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3年。"蔡昉     

过“革命化”的春节

1972年冬,为了表现好,我决定在插队的村里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腊月二十三是民间的祭灶日子。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家家都要煮些肉。那天,生产队的五保户赵大妈祭过灶神,就喊我去啃肉骨头。这对几个月吃不到肉的我来说,那实在是太解馋了。我除了大啃肉骨头,还一连喝了好几碗肉汤,连肉渣子都吞了下去。大年三十,我到生产队长家吃年夜饭,第一次喝到了村民自酿的白酒。那纯粹就是喝酒精。老乡们     

100首歌伴我走过50里夜路

那是1969年,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的年月。当时,我作为首批上山下乡的带队老师,奉命带50多位学生前往顺昌县插队。50多位学生分别落户在相距50多里的两个大队。这些从未离开过家庭的初中生,刚刚接触农村生活,处处感到陌生。为了照顾他们,我经常从这个队赶到那个队。公社还比较支持,     

插队时的读书生活

找到那个年代的日记,1968年12月29日的那一页,最上边写了"走向生活"四个大字,用双线画了一个方框,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这一天,我到了插队的地方——山西临汾县东张公社北王大队。我在那里呆了3年的时间,后来抽到工厂和机关工作,1974年上山西大学,1978年年初回到北京。据当年日记的记载,这个村     

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文革期间华北地区的地下诗歌写作群体,其写作主要成员都是后来活跃在诗歌界的诗人,他们在河北省白洋淀这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插队期间,进行了具有一定艺术性、独立性的诗歌思考和创作,对新时期的诗歌艺术的回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这一群落的创作,论述了其形成的原因、活动,介绍了其主要成员,并对其价值进行了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