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出生率未见二孩效应 地方建议多鼓励生育

2016年全国尽管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是很多省份的二孩生育并没有达到预期,部分省份出生率下降。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需求预测

从学前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人口学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数学领域的灰色预测法，分析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预测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八年内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可能会出现的公共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缺口大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全面二孩”政策更好地实施提供科学预测人口增长趋势，调整幼儿园布局、及时加强幼师队伍建设，弥补师资缺口、加大财政投入，确保稳健发展等建议。     

如何分析现有报表的水分--兼谈"量化管理"方法的应用

由于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普遍使用计算机进行统计,今年全省计划生育报表信息非常及时,然而由于报表存在一定的水分,且水分程度也各有差异,如何判断各项数据的真实程度,目前依然是一大难题。我从杜宜瑾副省长量化管理方法中得到启示,结合人口现象的规律,谈一些自己对报表数据水分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学习杜副省长的量化管理方法抛砖引玉。一、关于政策出生率和孩次率分析１、目前全省政策出生率的估计政策出生率是指正常情况下按现行生育政策允许出生的最大出生人数占平均人口的千分比,是估计出生率水分的基本和直观尺度。…     

河南省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新的状况,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预测我国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以人口大省河南省作为案例研究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利用了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数据,应用的研究方法是逐步回归方法。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的人口出生率受到负担少年系数和政府财政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四个方面支出的影响,其中负担少年系数的影响最为显著。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新中国人口发展概况

<正> 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一、开始转变(1949—1952年):平均出生率(‰,下同)为37,平均死亡率为20,平均自然增殖率约为17。二、第一次高潮(1953—1958年):平均出生率为33.69,平均死亡率为12.24,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1.45。三、第一次低潮(1959—1961年):平均出生率为21.27,平均死亡率为18.14,平均自然增长率为3.13。四、第二次高潮(1962—1973年):平均出生率为34.1,平均死亡率为8.48,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5.6。五、第二次低潮(1974—1980年):平均出生率为20.5,平均死亡率为6.9,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3.6。     

别急着为出生率下降欢呼

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一书中预测，人口增长最终将超过食物供应增长。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在急剧下降，从法国、英国席卷整个欧美。现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在巴西、印度尼西亚，甚至是印度这样喜欢多生孩子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也正在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水。目前全世界一半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为2．1或更低，专家预测，2020年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都将下降到这个数字之下。     

出生率变化之结构分析

出生率变化之结构分析尹华翔众所周知，出生率、生育率甚至总和生育率均受到年龄结构等因素影响，相对而言，生育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受结构因素影响要小些，本文试图用统计指数的因素分析法，结合实例将出生率分解为各因素之积，以便定量测定每个因素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浅析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异的社会因素

我国人口状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人口基数大,增长绝对最大。因此,为控制人口总数的过快增长,有必要进一步降低人口出生率水平。对比我国历年城乡人口出生率情况,不难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50年代,城市人口出生率水平高于农村。第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水平一直比农村低。第三,从1986年起,由于全国第三次生育高峰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现状及意愿分析——以浙江省金华市调查为例

文章基于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建立二孩效用和成本压力量表,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对浙江省金华市育龄人员生育二孩意愿现状展开调查,通过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影响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以及已生育二孩的育龄者与没有生育二孩的育龄者间的特征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华市有35.41%的育龄者已生育二孩,生育二孩育龄者与一孩育龄者间在学历、家庭月收入、一孩的性别等多项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42%的一孩育龄者有生二孩的意愿,生育二孩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孩子有伴、减少教育失败、避免失独风险以及缓解养老压力等,不愿意生育二孩原因主要是经济与家庭关系压力.     

“三孩政策”背景下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设计

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压力大导致的育龄期人群生育意愿低。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及大病医疗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育龄期人群的经济压力，但仍在扣除标准、扣除金额、扣除额度计算方法、扣除对象年龄范围及扣除单位设定上存在一定问题。据此提出子女教育应建立“分段式”扣除标准，扣除金额科学化、采用累进式扣除方式；住房贷款利息可根据家庭子女数量限额据实扣除；大病医疗需放宽扣除对象年龄范围及以家庭为单位扣除等优化措施，以期推动“三孩政策”在我国进一步落实。     

江苏常熟市符合二孩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常熟市１９９３年一次生育意愿与服务需求抽样调查资料，对其中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出他们的生育意愿已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已成为自觉行为的结论。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全球十大兽孩揭秘

人的成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声称在某地发现行为古怪颇具动物习性的野人或兽孩已屡见不鲜，其中，这些兽孩很难学会人类语言，尽管后期被人类收养，但他们仍保留着一些动物的本性，具备着某种动物的“特异功能”。对于兽孩，他们身上总是难以抹去“人与动物的不了情”，更加增添了神秘色彩。同时也让人们怜悯他们的处境。     

网络使用、三孩生育意愿与冠姓嵌入——来自成渝地区的证据

基于成渝地区1 812个婚育龄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多层面综合影响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网络使用不频繁、网络信任度高、认可子女冠母姓、愿意多生母姓子女的群体更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冠姓在网络使用和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调节作用。根据分析结果得出营造积极正向的三孩生育网络环境，以及对同怀异性、子随母姓包容的政策启示。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一孩和二孩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南农村某乡镇的调查

通过对江苏苏南农村790户一孩和二孩家庭的入户调查及数据分析,比较了两类家庭的基本人口学特征,讨论了两类家庭收入水平与结构、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差异,结果表明,两类家庭在家庭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一孩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均显著高于二孩家庭,家庭小孩数是引起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比较两类家庭的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发现,二孩家庭中的贫富差距要大于一孩家庭。     

2000年前的江苏人口

本文在对江苏省未来妇女按生育政策的生育率进行仿真的基础上。根据近几年江苏省人口控制工作的实际，利用１９８８年江苏省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与中国人口控制工作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一类龄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２０００年前的江苏人口进行了预测，从而为科学地制订江苏省“九五”人口规划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