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密州三曲”

<正>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通判杭州任满,时弟苏辙在齐州(今济南市)任掌书记,于是请求调往山东,被任命为密州知州。十一月初苏轼抵密州任所,熙宁九年底,期满奉命离任。这两年多的时间,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词的创作,在经过数年的探求摸索之后,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期间共作词二十余首,无论在题材的开拓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有了质的突破。其中尤以悼亡词《江城子》,出猎词《江城子》,中秋词《水调歌头》最为著称。三篇杰作的出现,不同凡响,给北宋词坛带来了全新的气息,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论道;“猎余豪气勒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肝肺,密州三曲月经天。”本文试以三词为例,着重论述一下它们在苏轼词创作及整个词史上的地位,希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苏轼知密州新探

<正> 苏轼,字子瞻,公元1037年生于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少有大志,博通经史;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乙科进士;累官知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两年之中,不仅政绩可观,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大进展。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据《诸城县志》记载,苏轼到任之时,密州连年大旱:“神宗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八年,春夏旱”(《总纪》)。苏轼到任后的第一年,全力以救灾安民:“受命之     

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

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洪本健“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氏父子以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并列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苏洵、苏辙则重视不够。实则，苏洵之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善议论，以雄肆笔力见长；苏...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东坡超然文化与密州儒商文化再显辉煌——《苏轼在密州》编纂出版之贡献

东坡超然文化与密州儒商文化再显辉煌——《苏轼在密州》编纂出版之贡献●饶学刚由孔凡礼、邱俊鹏、朱靖华、蔡万江任顾问、陈光任编委会主任、李增坡任主编、邹金祥任副主编的地方文献专著《苏轼在密州》已由齐鲁书社于１９９５年出版发行了。这是“诸城市一系列文化建设...     

苏轼的书简《与鲜于子骏》和《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在密州所作词今可考知者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近二十首,是其词的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他在当时所写的《与鲜于子骏》一信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这是苏轼革新词体的宣言,他自觉地追求在风靡一时的柳词之外“自是一家”,开宗立派,树立新的词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再论明末言情小说观及其发展段落

明末社会思潮的特点表现为：清除积弊、重振纲常、讲求实用，由以救亡图存。面对内忧外患，士人中间产生了忧亡心态并渐趋深重。其时文化思潮亦相应发生变化，因此，言情小说创作汇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潮流之中。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基本内容是“情史观”、“情教论”和“清政说”。强调言情小说有与史书相同的地位和价值；倡言其教化人生、淳厚风俗的功能；并对政治起着讽谏与辅翼的作用。从万历四十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12－1644），言情小说经历了三个时间段落：“理论准备期（1612－1620）”、“理论表述期（1621－1624）”和“创作倾向体现期（1624－1644）”。     

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周易》对苏轼文艺创作观的影响

在《周易》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以虚受人”的感应观念等思想启示下,苏轼主张:一是文艺创作应“有意于济世之用”,不可空口大言;二是文艺创作要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必须不断创新求变;三是作家在感受外物、进行文艺创作时,必须保持空明虚静的心态.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近年来“苏轼在徐州”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的勃兴，“苏轼在徐州”研究日趋受到重视。近三十年来主要集中研究其在徐政治功绩、文化遗迹、诗文创作与交友唱和四个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存在着如下问题：挖掘其政治、经济、人道思想不够；书、画创作论析较少；其在徐诗、词、文梳理范围还需扩大；研究方式和视野亦有待改善等。     

论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北宋初期词人张先以其丰富而颇具革新意义的词体创作成为一代名家,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词坛,尤其是其词作中表现出来的“以诗为词”倾向,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词体创作。从环境、组织、创作、个性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论鲁讯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读鲁迅华盖集时期杂文札记之二

鲁迅华盖集时期（1925－1926）的杂文,无论创作思想或创作实践,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或飞跃：不仅初步确立了杂文作为一种独特文学样式的艺术特质（对此本文不予论述）,而且完整地确立了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宗旨的杂文创作纲领。这些成就,对于鲁迅的杂文创作道路而言,显然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一杂文创作纲领的确立,是鲁迅从热风时期（1918－11924）到华盖集时期,杂文创作思想与实践的重大突破。热风时期是鲁迅杂文的草创阶段。1918年,当《新青年》“四面受敌”时,鲁迅奋起呐喊,以小说和杂…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苏轼对《庄子》的接受研究——以黄州诗词创作为中心

苏轼谪黄,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这在他的诗词中,有着清晰的表现。为研究他对庄子的接受情况,本文采用文献比对研究法,将苏轼黄州创作的诗和词,与《庄子》一书进行比对。由此,统计出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词,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4%;在黄州创作的诗,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0%。通过释读这些诗、词,发现苏轼接受《庄子》有三个特点：其一,苏轼黄州词接受《庄子》,侧重于消解人生痛苦;其二,苏轼黄州诗接受《庄子》侧重于自新,并以此完成人生的升华与蜕变;其三,苏轼接受《庄子》思想,往往儒释道相结合,尤其是释道相融为一,如盐入水,彼此难分。苏轼对传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试论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

古代文艺美学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文艺观,苏轼作为这一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自然”概念不仅散见于他的诗文书画理论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自然”以本体论意义,提出了“不能不为之为工”、“无意为文”的“自然”艺术本源论,“身与竹化”、“无法之法”的“自然”创作论及“平淡”的“自然”风格论,由此使其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沈从文创作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

直接影响沈从文创作的西方哲学、文艺思想有两大体系：一是把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相结合，进而与柏格森的“自由意志”的“生命力”结合构成一大体系；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中的“意识绵延”（意识流）和“心理时间”成为作者以性爱为核心，以表现人的潜意识而进行精神分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