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质疑

许多同志认为,改革以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关系即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认为"国家调节市场"内容含糊"市场引导企业"主体不当."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非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简单描述. 1."国家"、"调节"、"市场"概念不清国家,作为主权身份代表的国家,主要行使其政治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社会生活,它和企业间的关系是为了保证作为主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评析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是经历了一些曲折过程的。对某种改革的思路或模式做一些探讨式的评析,谈一点个人的见解,也许不是多余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所谓市场取向,就是逐步缩小乃至最后取消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并逐步扩大和加强市场调节的作用。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模式,经历了不断探索的曲折的前进过程。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应当如何理解“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提出后,许多同志的理解不尽相同,本文也试谈几点看法.为了正确理解"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经济改革以来理论界对计划、市场、企业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几年来,随着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计     

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使之内在地统一起来,是经济学界长期困惑的理论难点之一。十年多来,经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新经济运行机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出,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一提法是不是对新经济运行机制全面和准确的表述,则仍有待于探讨.     

从现实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的得与失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这点理论界的认识应当说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计划和市场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苏东,自奥斯卡·兰格提出“试错法”以来,布鲁斯、锡克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设想。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也先后出现了“大计划、小自由”,“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等设想,这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市场调节的作用和利     

谈民法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的作用

“民法”作为调整经济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之一,不仅从微观上通过具体办案,运用条文,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起着独特的作用,而且从宏观上通过指导企业依照法律规定进入市场,从事交换活动,对促进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过程和作用原理

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一书中曾提出:在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上,应是“计划调节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经营活动”。并具体说明,计划机制调节市场机制,就是国家主要采取参数调节的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调节对象。“市场介于国家与企业之间,国家利用货币发行量、中央银行利率、税收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市场……而企业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根据市场机制的变化安排经营活动”注。现在看来,这个思路基本上还符合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构想。     

建立“国家调控市场,计划与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

《改革时报》登载黄小祥“深化改革的方向”一文,提出了建立“国家调控市场、计划与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体制的设想。     

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兼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缺陷

价值规律应是市场经济规律系统而不是单个经济规律。这一系统中,供求规律处中枢地位。“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不是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从市场规律系统的动态运行来看,它存在相当的缺陷与片面性。     

再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台湾向题而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对台方针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中国统一问题上最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已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得到了伟大的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成为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考虑的 在当前世界上,除了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德国、朝鲜、中国)外,一般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所面临的现状是,大陆在摘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在搞资本主义,而且香港被英国控制着,澳门被葡萄牙控制着,台湾又与大陆隔绝,受到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庇护。这种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造成的复杂局面,不仅涉及     

“三反五反”运动再考察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党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目前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从中共反腐败这一角度进行的,认为这一运动惩治了干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其实,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为切入点,就不难看出,通过该运动,改变了中共对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开始把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对资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论国家参数调节市场与国家模拟市场的结合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客观上还存在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纵向结合关系。计划机制反映的是掌握了现代生产力主体对经济活动的自觉控制,这种有意识的控制行为可以摆脱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弊端和混乱。但是,一方面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使得建立在一致利益基础上的调节机制难以调节利益的差别性;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相对发展,又限制了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自觉认识和自觉控制的能力。为此,计划机制必须把市场机制作为自觉控制的间接形式,否则就不能保证宏观经济协调发展。     

市场配置与农村社区机制调节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只是在社会的运行中起到部分作用,在一个资源短缺的社 会中,市场的作用会受到诸多限制,主要表现在“公共物品的积累和使用”及“公平效益的相互平衡”两 个方面。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在微观层次上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海瑞定理”形成原因的再考察

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制度难题,明代中后期至少存在三种解决方案,海瑞定理只是其中的一种。面对可能存在的不同判决,海瑞同时使用类似于经济学、伦理学的思维方式,想寻找不同分歧的最大公约数,以便获得不同认识的官员的支持。从渊源上看,明代中后期,由于对待一些政治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地方官员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也会有所不同。海瑞定理以及海瑞极力反对的做法,可以视为不同官员对一些政治议题的不同回应。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之历史性考察

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讨论一直持续着,提出了相当多的构想.1992年后,关于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华经济圈、中华经济体、两岸自由贸易区(FTA)、两岸共同市场、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及其类似安排、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模式上.同时期,两岸经济一体化趋势加速度性的前进,则使得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发突出.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定保天室”——周初“东都洛”之再考察

营建“东都洛”是周初一项重大而系统的工事,标志其政治制度建设的正式开始,与周公“制礼作乐”也有密切之关系。具体而言,武王在克殷之后提出了规拟邑洛的意图,周公摄政时费二年完成,不过整个工程是由召公具体负责的,因工事关系重大,营建过程经历了五项程序。除了重要宫室外,还对京畿和基层组织进行了严格规划。新邑建成后迁殷余民入洛,先后有重臣如周公、君陈、毕公等主持东方事宜。此外部署了“殷八师”作为常备军以加强王权,威慑东方。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微公益”行为、政府引导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普及,一种基于网络交互媒体的新的公益模式——"微公益"正快速兴起。"微公益"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社会对公益的追求及对传统向善文化的传承,但"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参与其中的个行为主体共同努力以保障其健康成长。政府作为"微公益"行为的特殊参与主体,对"微公益"行为过程的健康成长的科学引导,将有效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添砖加瓦。     

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

一关于“共和”之争“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而关于“共和行政”的历史真像,尚存歧见,主要集中在《史记·周本纪》与《竹书纪年》关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不同说法的争论上。本世纪,顾颉刚先生著《共和》一文①,广稽众说,详加比论,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从此,《纪年》说一枝独秀,大有定论之势。对此,我颇有疑惑。如《史记·二诸侯年表序》说,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乃是公卿贵族发动的,目的不过是要驱逐暴虐的周厉王,“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