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本文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美国《近代中国》学刊,原稿系英文,由黄启臣译,林连书校。因篇幅稍长,本期先刊出第一、二、三部分,第四、五、六部分待续。     

明清徽州灾害初探

本文利用方志、明清实录、徽州文书以及家谱中的有关史料对明清徽州社会的灾害概况进行了梳理,对当地所见的十余种灾害从危害形式、易发季节、灾害原因、当地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徽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提供一个相关背景的注脚。     

明清徽州木商考

一徽商百业俱居,而以经营盐、典、茶、木为最著。徽州木商的兴起盖子南宋建都临安之际。南宋罗愿所撰《新安志》描绘了当时的盛况: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往者多取富。”(《新安志》卷1,《州郡·风俗》)徽木进入了区域性市场。徽木进入区域性市场的商路有二:“出浙     

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正> 叶显恩同志撰写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取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内容充实,观点明确,结构严密、重点突出,别具一格,是近年来“徽州学”研究引人注目的一项丰硕成果.自一九八三年二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得到海内外同行学者的广泛赞誉,《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江淮论坛》等报刊,发表了书评、书讯和综述评论等十篇.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在一九八三年芜锡全国明清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逐章介绍了该书内容;厦门大学副校长傅衣凌教授撰文评论,认为该书是“后来居上,超越前者”之作;林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明清徽州粮商述论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工商业人口的猛增,以及赋税折征银两的普遍化,商业贸易比前代有了较大发展,其中,粮食贸易的急剧扩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明清时期粮食商品化的急剧发展,特别是沿江区域粮食供需市场的形成,是与徽商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贩运分不开的。本文试就徽州粮商在明清时期长江区域粮食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的经营特色等问题略作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明清徽州书院考述

徽州文化发达,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早在南宋淳祐五年(1245),徽州太守韩补上书奏请创建歙县紫阳书院之后,徽州各地书院纷纷兴建,至明清时期达于极盛。本文拟就明清徽州书院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略论明清徽州书院

历史悠久的徽州书院是徽州地区的重要教育场所和文化符号,明清徽州书院数量众多,有其独特的办学和经营管理特色,具有极大的魅力.源远流长的徽州书院极大的推动了历史上徽州文化的大发展,同时对后世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如徽州乡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事其家周而去”①。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如扬州）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用空白（如淮安）。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陋俗述论

明清时期的徽州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革导致诸多陋俗的产生,如流氓无赖横行、赌风日炽、迷信活动猖獗等。这一时期徽州社会出现的陋俗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多与民众的日常娱乐活动和官方力量相结合,波及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深。它们大肆活动,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尽管徽州地方官府和徽州宗族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陋俗,然而由于此时徽州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之徽州宗族自身的衰弱,使得这些陋俗屡禁不止。     

明清徽州学术团体——文会

文会是一种文人的团体组织形式,在古代徽州很普遍,参加者有致仕或休假的官宦、考取功名的举人、秀才,还有未得功名的读书人。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捐助和收取会费。捐助者中以徽商最多。     

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

明清以来的徽州,人们对人生仪礼中的丧葬仪礼格外重视。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文化素质探析

徽州文化涵盖了自远古以来属徽州地域的所有人文事象,而古徽州商人是徽州文化辐射的载体,特别是在明清徽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厚重的文化因素。探求徽商成功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对徽商本身方面的研究。文章拟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入手,力图剖析徽商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以求更真切而全面地认识徽商在明清时期辉煌的真正原因。     

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

早在两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出现了民“习律令’性喜讼”①的社会现象,徽州也因此被统治阶级称为“难治”②之地。沿至明代中叶以后,这种争讼的习俗不仅没有得到革易,反而愈演愈烈,“事起渺怒,讼乃蔓延”③,进而形成累讼不休、不胜不止的健讼民俗。“邑称繁     

浅析徽州明清民居天井与庭院文化特征

徽州明清民居由一个很特殊的天井构成室内空间来满足采光、通风和排水之用，却由另一个室外空间庭院来改善环境供户外活动的场所，使民居形成完美的内外空间。     

民间大众口头称颂与明清徽州节烈风气

明清时期尽管国家开辟了多种渠道来表彰节烈妇女,明清徽州也有大量知识精英记载节烈妇女的事迹,然而仍有有大量的节烈妇女可能被湮灭不彰。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口头称颂以其低廉的成本需求及快捷的传递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事迹不彰给节烈妇女与主流社会带来的双重缺憾。由于大众的口头称颂,推动了明清徽州节烈事迹的广泛传播,进入大众、社会与国家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说,分别以国家政府、知识精英与民间大众各自而又互相配合的表彰形成的合力,对徽州节烈风气的推动起到很大的作用,扼杀了许多妇女的青春与生命。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 ,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 ,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