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的技术价值思想

基于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孔子提出了“仁爱、民本、求利循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意深境远的价值论根据和“为学、中庸、仁知统一”等贯通古今的方法论遵循,这不仅为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而且也为人类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基础、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获取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更是马克思主义获取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调查研究”贯穿于他们立场转变、方法革命和观点形成的整个过程，以此为切入点揭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质、特征和当代启示，对当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之源和当代借鉴，对克服形式主义、转变工作作风有着切实的参考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哲学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新、科学和准确的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本质和哲学依据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性引导、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智慧支撑。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和“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区域·时代·人——试论梁向阳专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的散文史观

梁向阳先生有着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流变的学术自觉。其专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从“区域”、“时代”、“人”这三个彼此交叉又能够各自独立存在的视角出发，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论，以时代发展对散文的影响为经，以当代散文发展过程中“人”的遭遇为纬，描绘了一个三维立体的散文史构图，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散文史观，为中国当代散文研究构筑了一个“区域散文研究”方法论系统。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重振“三纲”？对复古主义回潮的性别审视与历史批判

从社会性别和历史交叉视角出发，引入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在对当代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蒋庆的“政治儒学”之“王道政治”、“弘扬三纲”、“安顿女性”等论说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学理、内在的逻辑和现实的效果，评估其对女性发展和社会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试图从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误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批判，以期促进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和落实。     

新时代“微腐败”观的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防范和治理“微腐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观点，形成的新时代“微腐败”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微腐败”观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集中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微腐败”的本质观体现了哲学本体论，“微腐败”防治的价值取向观及治理效果的评价主体观体现了哲学价值论，“微腐败”后果、成因及系统治理观体现了哲学方法论，“微腐败”观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发展体现了哲学认识论。新时代“微腐败”观为深刻认识和有效防治“微腐败”提供了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