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对：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在轻罪时代呼唤犯罪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轻罪治理应运而生。轻罪治理没有动摇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价值,但令律师辩护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辩护阶段的前移、辩护重心的转变以及辩护策略的调整。同时,轻罪治理也给律师审前辩护造成现实困境,包括律师有效辩护的可能性降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足以及律师辩护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来应从提高律师业务能力、保障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权利、加强律师实质参与协商能力等方面出发,保障控辩平等协商,激发律师审前辩护潜力,实现轻罪案件审前辩护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析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

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是通过调解、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促进被害方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和谐结案.但是,在没有相关司法制度保证的前提下,被告人可能以不赔偿来要挟被害方,要求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否则不赔.为了在实现该制度功利目的的同时不损害司法公正,应该建立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和有效追索的机制、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以及明确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     

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是否允许“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为他辩护”,这是涉及执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立法界、法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限定“辩护人”为律师的前提下,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立法精神,律师辩护的作用与意义,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体系中的地位与任务,以及在侦查阶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合法权益可能受到限制、剥夺与侵害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探讨“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并进而对律师在这一诉讼阶段的辩护职责、权利与义务,工作内容与活动方式,提出若干原则设想,以考察律师在侦查阶段参加诉讼活动的可行性。     

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论从制度上保障律师辩护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应当享有十分广泛的诉讼权利。但现实中的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 ,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主要是侦查阶段忽视律师的辩护地位 ,造成律师执业难 ;审查起诉阶段限制律师的辩护职能 ,使辩护律师无法辩护 ;审判阶段轻视律师的辩护意见 ,削弱了律师的辩护作用。为了保护受刑事追诉者的权利 ,彰显程序正义 ,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通过修改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来改造并重新构建律师辩护制度。     

律师与刑事系统的和谐运行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刑事系统和谐运行,以在惩治犯罪伸张正义的同时,尽量减少因此付出的社会成本,消除由此产生的社会对抗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以及罪犯服刑改造的过程中,对刑事系统和谐运行,具有独特的作用.为发挥律师对刑事系统和谐运行的积极影响,我们应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转变观念,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原因及对策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是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前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主要表现为言论豁免权缺失、作证豁免权缺失及向法庭提供出示证言、材料失实豁免权缺失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为观念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等,对此可从相应的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从而促使和确保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真正得到实现。     

刑罚体系问题研究

刑罚的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重刑化倾向严重。重刑易破坏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重刑会导致刑罚功能的贬值;重刑易导致刑罚外的其他预防犯罪的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消减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社区服务刑等,使其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     

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

律师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与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义务之间存在矛盾。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性义务 ,这主要是指他不得有意识地向法庭提供伪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律师独立于当事人 ,他可以而且有时应当发出不同于当事人的声音。但是他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 ,允许当事人另行选择辩护人。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行使 ,应当赋予律师庭审辩护言论的豁免权 ,其庭审言论不受民事和刑事追究 ,但律师法庭行为不当可以给予行业纪律惩戒     

论诉讼合作模式下的案件真实——合意真实理念之提倡

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诉讼合作模式在我国正式确立。有别于传统对抗式诉讼，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程序，诉讼重心由审判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合意削弱了法庭调查，法庭审判成为“确认式庭审”，案件真实更多体现为控辩“合意性”，即合意真实。合意真实的诉讼观念蕴含了被告人主体理念，体现了对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和协商正义的时代价值追求，具有正当性基础。因对抗与合作二元诉讼程序变革，诉讼真实观应从传统一元的实质真实观向实质真实与合意真实并存的二元真实观转变。     

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权利效能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效能是辩方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授予的理想权利之间的比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了辩方较大的权利,并随着诉讼进程而增强。但实际所取得的效益却是逐程减弱,并最终在庭审阶段降至权利效能的最低点。这种尴尬局面是由法律、制度以及辩护策略等原因造成。从诉讼结构出发去研究权利效能,对于完善该制度具有功能意义,应从保证控辩双方效能值的全程一致、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与完善辩方权利行使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构建。     

辩护律师的伦理:以忠诚义务为视点

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的条件下,辩护律师对事实的真实义务,应理解为辩护律师有依据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即善意地依据其认为是真实的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法律的忠实义务,是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原则的根本要求;辩护律师对于诉讼中所得知的不利案件事实或未曾被发现控诉的罪行履行保密义务则构成了其对委托人(利益)的诚实义务之核心。当然,对于辩护律师的三种忠诚义务可能导致的内在冲突,必须贯彻法律正义的要求,在致力于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下予以协调。     

管律生平与宁夏摆边——兼论管律的安边策

管律是明代宁夏一代名儒,撰有《嘉靖宁夏新志》8卷传世。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管律生平事迹进行了订补,同时对其戍边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管律提出的“守在德不在险”以及对“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权行使的条件

从立法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权的态度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分析,"犯罪情节轻微"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酌定不起诉权的前提条件,而将"犯罪情节"理解为量刑情节则有助于充分实现酌定不起诉权的积极功能。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