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SSCI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濂溪学中“无”的智慧

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成就,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首先,他将“无极”引进到新儒学的形上学之中,“无极”成为高于、先于“太极”的宇宙本原;其次,他将“无为”作为儒者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中,将“诚”规定和描述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况;其三,他将“无欲”作为一切有志于学圣的修炼方法。濂溪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又将佛、道之“无”融汇于儒学之中,提升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     

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

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范畴体系。作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且与审美相联系的一种知识结构,它是一个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此即：一个逻辑原点：无极;二重哲学本体：绝对之无的本在性无极,与相对之无的次在性太极的对应结合,以无极为“一级本体”、太极为“二级本体”;三大人文支柱：历史哲学意义的“道”、文化意义的“气”与审美现象意义的“象”的三者相和;四为基层建构：由“道、气、象”三者构成其各自所统摄的范畴群落及其相融。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具有有序而深邃的思性诗性化、诗性思性化的人文特点,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     

周濂溪诚说的《易》理阐释

诚是周濂溪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为了重塑儒学以人伦为本位的人学,建构儒学的思辨哲学,以应对佛、道的挑战,周濂溪以<周易>经传思想重新诠释了诚作为人伦之本的哲学依据,以<易>理赋予诚多方面的含义,并以之建构了诚的修养论.周濂溪诚说的理论建构,体现了鲜明的<易>理化特点.     

朱熹与道家

道家哲学在朱熹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这正是源自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     

论王守仁的“无极之旨”——兼谈宋明思想家的“无极观”

<正> “无极”一词不见于儒家经典,它出自《老子》和《庄子》。宋儒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无极而太极”和“太极本无极也”。由于他用语简略含混,这两句话既可理解为:在太极之上还有“无极”(即所谓“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源本于、植根于无极;也可理解为:太极的特性是(“本来是”)无极,如朱熹说的,太极是无形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太极本无极--略论濂学本体论

"无极而太极"是新儒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名著<太极图说>的首句,这短短的五个字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的争议和影响之大恐怕自宋以来难有出其右者,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濂学的本体论,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新儒学的本体论基础,后来新儒学的"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和"性本论"四支都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对"无极而太极"或与之对应的"诚"的不同理解与发挥.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论船山对《河图》及“天地之数”的新诠释

道学传统上由濂溪的《太极图》之第二圈出发并结合象数易学上的《河图》与"天地之数",构成了其基本的宇宙生成论模型并以之为其伦理学思想服务。而王船山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对"五行"做了去实体化的处理,重新诠释了"天地之数",将其中的思想范式由"借天为说"改为"自天而说",把传统象数融入到对于以"神化"为核心的气学宇宙论之生成学说的诠释当中。     

试论周敦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义理旨趣——纪念周敦颐诞辰一千周年

周敦颐为重建儒家形上学及宇宙生成论思想体系,讨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以及"理""性""命""诚"等一系列相关哲学命题,目的在于打通"人道"与"天道"的固有内在联系,解决价值与存在的统一及人的德性生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建构做出合理的定位,表现出深刻的"天人合一"哲理意涵,体现了宋明理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发展方向。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康德道德性"上帝"概念与《易传》"太极"、《中庸》"中"之观念的比较

"道德性上帝"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概念,将此概念与儒家本原概念<易传>之"太极"与<中庸>之"中"相比较,可以看出,康德之"上帝"与儒家之"太极"、"中"都是其所谓生发万物的本体. "上帝"的"自由"与"太极"、"中"之"性"有相通之处;"敬"于"上帝"与"诚"于"中"有相通处."上帝"与"太极"、"中"又有不同之处:"上帝"在理论上不可知,而"太极"、"中"内在于人性,且能最终达到"大人合一".另一方面,儒家"太极"、"中"在人性返归本体上有较"道德性上帝"和"灵魂不朽"更清楚的运动步骤和实践性.     

刘宗周“慎独”思想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越

周敦颐思想是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刘宗周以“独”为本体即是对周敦颐“太极”本体的继承;进而其又于周敦颐《通书》中“几”字体认出“诚意”功夫之入手处;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亦是对《太极图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刘宗周“慎独”思想包含了其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思想的继承与发越。对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渊源的再探究,对于合理定位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时期的学术地位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之"道"的内在诠释理路

哲学既是哲学史,也是诠释史.与"外在诠释"的理路不同,在对"道"的"内在诠释"中完成对"道"的思想内涵的无限追寻和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提升,既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也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诠释"理路,而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构成了"内在诠释"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从形上之思到生存智慧--现代性状况与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根基

近代哲学在张扬理性、完成转向的同时,也失去了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关注人类命运和价值的智慧之根,这导致了理性形而上学在不断拓进的同时,也疏离了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试图表明,在现代性的人类生存状况下,理性形而上学必然走向衰落,而在近代哲学框架下各种探究"形上之思"的努力也必然归于失败,寻求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生存智慧将成为现代哲学的立足点和合法性根基.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