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佛教科技观初探

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佛教与科学也是如此。佛教利用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法、弘道的工具,科学技术是佛教徒修道、利乐有情、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是用来说明佛教义理、证明佛法伟大的例证。另一方面,佛教教义本身对科学技术的学习、研究与应用,也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和要求。     

佛教的人生欲望观

本文对从原始佛教到密教的全体佛教的欲望观作了整合,说明佛教对人生欲望的反省、对向下发展的欲望--贪欲之危害进行了深刻批判,肯定了向上欲望"善法欲"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正确处理欲望、以欲制欲、以智化欲的技术.     

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

佛教在管理僧团过程中形成以忏悔、刑罚为主的教育处罚观,又在信仰层面形成地狱处罚观。基于佛教基本原理,其对世俗刑罚观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形成刑罚设置的否定主义、刑罚目的的预防主义、刑罚功能的怀疑主义等特征。佛教刑罚观轻缓化的倾向,也曾一度通过高僧的政治影响、统治者的认同等途径直接影响到世俗刑罚的发展,死刑的转型乃至唐代废除死刑的实践,以及赎刑的转型、髡刑的消失、行刑制度的变化等莫不受其影响。同时,佛教的地狱处罚观也有推动世俗刑罚严酷性的一面。     

汉传佛教的女性健康观

汉传佛教认为,以八十四态为代表的女相垢染极重,而小女子心态更是源于不识佛性所致,修行可以让女性去除种种不健康的身心状态,以达至圆满的心身健康,甚而直至解脱成佛.佛教坚持心身和谐的女性健康观,认为女性若依佛教义理修行,定会道心日坚佛慧日增,会改善心理与生理状态而达于心身健康.     

论方东美的佛教观

方东美是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出入中西文化,被公认为一代大哲。在儒学的文化环境中,方东美对佛教是持宽容的态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佛教观。其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佛教视为生命发挥的过程,而不是消极的宗教修行过程。这是难得的独立思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方东美的佛教观做出阐释。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论吕碧城的佛学贡献及其佛教文学创作

吕碧城在佛学方面的贡献一是积极倡导戒杀护生、保护动物,二是用英语翻译佛典,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国际化以及中国佛学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作为一个佛教诗人,她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特殊之处在于她能够把佛教的理念同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加以表现。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本文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道家生命观论纲

道家生命观是道家诸子关于生命问题的基本观点 ,主要内容包括 :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观、阴阳气化的生命机制观、形神兼养的生命结构观、生死更替的生命过程观、重人贵生的生命价值观、自然朴真的生命本质观、无为之为的生命存在观、形神兼养的生命修养观、身心超越的生命境界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 ,纵横交织 ,构成道家生命观的理论框架。道家生命观深刻与偏颇并存 ,我们应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     

和谐范畴的多维考察与意义解读——兼论佛教众生观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和谐”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意义解读，指出就人类目前的现实处境而言，“和谐”的范畴更多地指向社会构建的理想或者观念，其含义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内心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但是，这种解释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固定思维模式，因而造成对宇宙间其他物种、其他生命存在的忽视，使得“和谐世界”的构想不尽圆满。佛教较早和较全面地确认了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存在，形成了以“众生平等”、“不杀生”和“众生即佛”等为核心的众生观，对目前构建“和谐世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于佛教慈悲观与孔子仁学观的比较

通过比较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揭示两者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建设导向上的异同,进而阐述两种观念在塑造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中的作用,以及各自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启示。     

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个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了普通群众的精神需求,进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佛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片面认识,借鉴佛教世俗化的成功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