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简帛《五行》篇“悳”概念的义理结构

由孔子彰显的人自身的道德主体和自觉,在他之后的那些早期继承者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转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从人的内面基础和身体上的表现这两者的结合上来思考人的道德习性和行为。简帛《五行》篇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五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悳为天道,把悳同天道、天、天悳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悳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这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儒家的德性伦理和道德哲学。     

《五行篇》评述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份失传的儒家经典——《五行篇》,它给几千年没有答案的子思、孟子五行说古谜,提供了答案。这个五行,不是后人猜测已久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这份帛书提出了德和善两个范畴。它说德是天道,善是人道。德是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即为人心所体认或成为人的道德信念的形而上的天道,以及显现于人性或构成人的道德属性的天道。善是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即为人体所施行或作为道德实践的天道,亦即人道。帛书着重论证了如何始能得道成德、以及如何始能为善的步骤。在如何得道成德、即如何树立道德信念方面,《五行篇》提出了“德弗志不成,志弗思不得”的说法,谓德以志成,志以思得,并分述了“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细节,以及忧患意识及慎独功夫。在如何为善、即道德的实行方面,《五行篇》认为人之为善,乃由于种种相应的“气”充斥体内而起,为此它分述了仁气、义气和礼气,即人的诸种精神状态。此外,《五行篇》还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五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帛书《五行篇》是子思、孟子学派的一份重要文献。     

心学视域下的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释义

刘宗周晚年撰著的《人谱》是开显其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人谱》正篇《人极图说》将“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天道、地道与人道一体圆融,天道的客观性落实于人道,人道以其主体性、能动性彰显天道之自在性和自然性,天道不离人道,人道开显天道,“即天道即人道”.《人极图说》所开显的独特的“心”学体系,彰明天地万物中最灵与最秀者之“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最精彩体现.     

文章·性·天道——《论语》“性与天道”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

“性与天道”学说是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的重要材料。这一学说本身并无难解之处,但其背后之义理却颇难索解。其主要涉及了文章与性、天道以及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历代对于文章与性、天道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非完全对应关系,此说以何晏、朱熹等为代表;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本体,此说以皇侃、谢良佐、杨时等为代表。对于性与天道的关系也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如郑玄、何晏等;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历代多数注解者持此种看法。结合《论语》及其他相关材料,“性与天道”学说处理的实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文章与天道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天道是文章之形上根据,文章是天道实现之表现。孔子还把天命与每个个体都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了普遍性。非但如此,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上达天命。这种努力的途径就是其所强调的“学”。     

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三──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荀子第一个将思孟联系起来看作一个思想传承系统。荀子既批评思孟“五行”的内容，又肯定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诸德的意义，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恰在此点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对立。《庸》、《孟》从本体论意义上言天人合一，赋天道以价值本原的意义。荀子则言“圣人不求知天”，圣知人道（礼义之统）。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实即以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这样，在思孟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出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这证明荀子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思孟学派的存在是于史有征的。     

王夫之天道观中的五行思想

王夫之主张将天道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而《周易》也正因为能够体现此种理念,得以成为他构建其天道观的理论依据。在论及五行时,他一方面清除了前人以“五行”学说对《周易》的附会,对该学说所表征的世界图式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根据“乾坤并建”的易学原则改造了传统“五行”学说,凸显了其作为价值本源的意义,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系统总结——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张立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力作,也是对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系统总结.该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哲学范畴系统及其发展特点。作者指出,中国哲学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确已构筑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哲学范畴系统。这个范畴系统,分为天道与人道两大支系。天道包括天、五行、气、物、阴阳、无极太极、道器、无有、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李退溪理动论探析

笔者在《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①中认为,理(太极、道)——气(阴阳、器)——五行,是天道范畴系统,四端七情——道心人心——善恶,是人道范畴系统,构成了从天道到人道的一体化行程。这个行程的逻辑次序是与《天命图说》及《圣学十图》主旨相符合。然而,人道范畴又是人对宇宙本体和化生过程的体认。因此,笔者在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上)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下)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在历史中检验道德——船山道德观发微

王船山的道德观是依从《易传》"道、善、性"顺序建立的天道论的道德观。他以天道"生生大德"的价值意涵作为人世道德的形上依据,人本于这种"生"的秩序而有知能,进而通过实践开辟出福祉与道德。但进入历史视域以后,人困于自身的有限性难以实现道德与福祉在历史中的统一。天道通过"假手说"曲成人类历史,表现为对人类福祉的成就;而道德必须归于主体方有意义。于是呈现出福祉与道德、天道大德与人的道德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本文以道德之建立为问题,以船山史论为主要考察对象,检视船山为建立现实的、主体的、形而上的道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中的困难。     

“性与天道”——考察孔子人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那里,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先秦道论的演进

自原始的阴阳说(《易经》)与五行说(《尚书、洪范》)开始,先秦的哲人便已试图对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作出哲学的解释,后者即构成了天道观的基本内容。当然,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往往具有相异的解释模式。原始的阴阳五行说,注重的是动力因与质料因的探索;孔墨主要在“天命”或“天志”的框架下展开各自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