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读解

吉田松阴 (1830— 185 9)名矩方 ,号松阴 ,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 ,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维新志士。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儒学尤其是孟子的学说对他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他对《孟子》一书的讲解和由此而作的《讲孟札记》为核心 ,论述 19世纪中叶在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的关头吉田松阴如何从孟子的人性善入手 ,将忠、诚、孝学说融入到日本的传统思想中 ,如何以儒学观念为媒介来把握日本 ,观察世界 ,唤醒民众。　　一、《孟子》对吉田松阴的影响　　儒学自公元 5世纪传到日本以来 ,一直对日本社会…     

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仁政”是孟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的政治理想。“民为本”是仁政学说的核心 ,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礼治德教等不仅是仁政说的思想内涵 ,也是实施仁政理想的具体措施。孟子的仁政学说 ,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厌人类者"加尔文——论加尔文的人性学说

加尔文的人性学说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加尔文首先勾勒了堕落之前人性的完美图景,但他却因此难以合理地解释堕落的发生,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堕落之后人性何以完全败坏、在各个方面都彻底陷入罪中。加尔文对人性的猛烈贬斥使他的人性学说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曲解了人性的现实,不能解释人的道德选择,并且贬损了基督教所确立的上帝的正义形象。     

论孟子道德思想的美德伦理学性质

人性本善是贯穿孟子全部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孟子看来,道德的根据全在于自身,这就是良心、本心。因此,孟子的道德思想走的是纯粹内向求证之路,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扩内在的善端的方式来塑造美德,充分体现了以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作为思考重心的美德伦理学特征。     

王安石历史学说研究

王安石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认为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富贵有常,应当顺性命之理而为之节;时运有兴废,主张不以时胜道;坚持教化黎民在于富民善民;校正风俗和安利黎民;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世界。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主张实录、用历史主义标准论列历史人物等。总之,王安石在人与人性方面的论述卓绝前人,与近代价值观相合。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浅析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矛盾发展

先秦儒家关于人性的探讨,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提出抽象的人性问题,引发儒家对人性思想深入分析。孟子认为性善其情可为善为不善;荀子提出性恶,化性起伪。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

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为本位的法、术、势严密结合的政治哲学，然而这一学说在根本上内含着一些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他崇尚法治，但他的法是凭势而立、依势推行的，由此形成法与势的终极冲突；他的术是护法保势的手段，但术的隐秘性和非道德性，既破坏了法治精神，又使权势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基石，由此造成术治实施中的“二律背反”；他以人性自利为学说的立论前提，但却坚守君性至公的立法理念，由此出现人性设定中的悖论。这些理论深层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思维面临人类社会必然性所表现出的必有冲突。     

诸子百家犯罪原因思想采撷

在我国浩瀚的古代文化遗产中 ,关于犯罪的认识和辨析随处可见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犯罪学思想 ,但目前对此尚缺乏全面的整理 ,这是十分可惜的。本文因篇幅所限 ,只能就犯罪原因这一问题向大家展示一下我国从春秋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 ,诸子百家学说中对犯罪原因的种种解释。因为犯罪原因是揭示犯罪现象本质及产生的决定性问题。而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代表着我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通过这种思路了解我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 ,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作用。(一 )犯罪的人性原因诸子百家中的主要学说在解释犯罪原因时都从人性属善属恶出发 ,形成…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关键是民众形成道德自律,而孟子性善论在道德自律方面有着非常完备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前提中已经本然蕴含了荣辱观意识,并且从道德必然和意志自由关系中折射出来,而后在改造人性的途径和方法中体现人的尊严,从而形成了民众的荣辱观。我们有必要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现路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论马克思研究人性的方法

人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承认人性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哲学派别的共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和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提供了真正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那么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本文就此谈点粗疏的看法。     

焦循人性论辨析

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者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焦循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焦循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通过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     

欧阳修历史学说研究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史学家,其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兴衰重人事、天人相分、不言人性善恶;后者包括劝诫示后世的目的论、以纪年的眼光看待正统论、辨伪考据等。     

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

归谬法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驳方式,它的反驳过程是:反驳者先假定被反驳者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对这一观点进行合理的引申,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对方观点的谬误与荒唐,进而达到驳倒论敌的目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干净、彻底,但在论辩实践中,还有一种与归谬法极为相似,却又更为有力的反驳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为了说明这种方法,我们先看两段完整的反驳。这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问齐宣王:“您的臣下把他的妻子儿女托给他的朋友,自己去楚回游玩,等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挨饿受冻了,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同他绝交。”又问:“狱官不能断案,该怎么办?”宣王说:“罢他的官。”孟子又问:“国家没治理好,应怎样对待国君呢?”宣王无言以对,只好看着左右的人,用别的话题来支吾了。     

孟、荀人性理论之比较研究

孟子和荀子所谓的“性”,都是指人的先天禀赋性。但孟子的性善论强调的是人的先天禀赋性中道德理性的存在;而荀子的性恶说则着眼于对人的先天禀赋性中感官生理欲求、功利价值企望的分析与探讨,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由于孟、荀对人性透视的层次和角度不同,就导致了他们对道德中的个体和群体、个人和社会、寡欲与节欲、人的天然禀赋与社会后天环境关系的不同看法。孟、荀人性理论的不同,反映出战国中期发展到战国末期,士阶层社会主体意识的逐渐淡化和封建宗法观念、宗法制度的日益成熟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