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有机统一--读《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两场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论战.两场论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面之广,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少见的,对我国现当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一书(由我国逻辑学界前辈学者沙青先生与青年学者张小燕、张燕京合著,以下简称"<裂变>"),对这两场论战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值得所有关心当代中国逻辑与哲学的发展走向与历史使命的学人阅读与研究.     

辩证理性何以可能——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写作主旨的读解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科学方法之思--对《反对方法》的再解读

科学方法论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与论战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到非理性、从崇尚一元方法到多元主义方法论即“反对方法”的历史之路。70年代,费耶阿本德《反对反法》一书掀起反对理性主义的狂潮,其极端的非理性思想和多元主义方法论历来多为后人所批判.然而通过对本书的再解读,我们会发现费氏的惊人思想中也有诸多可取之处,他带给各国知识界、思想界的震撼与启迪也是始终值得回味的。     

《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辨析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     

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哈耶克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同时他又指出政体中理想的、最优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一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理性的"合理性"根基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根据统一于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当中,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对理性范式演进逻辑进行系统把握,不仅能够认识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结构,还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的内在根据,进而可以诠释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和现实特征。     

再谈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

一、“生命美学叩击世纪之门”９０年代伊始,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由于美学取向的根本差异,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著名报刊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且取代自５０年代开始的美学界四大学派之间的论战而成为９０年代中国美学界最为重要、最为引人瞩目的论战之一。对此,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曾经专门撰写长篇论文,就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间的论战加以述评,并断言：这场论战“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从唯物辩证法论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解读

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思想内涵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除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视域来解读外,还需要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来解读。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艾思奇对论战的参与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深刻影响了《大众哲学》的思路、结构与内容。正是在这场论战中,艾思奇通过批判张东荪、叶青的哲学思路和思维方法,形成了阐发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思路,并根据这一思路在《大众哲学》中对辩证法唯物论体系作了大众化的阐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向。只有看到《大众哲学》的多方面贡献、意义与影响,才能对《大众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价值作出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从"绝对理性"到"人民理性" ——青年马克思 《莱茵报》 时期人民性思想探析

"人民理性"不仅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明确的哲学立场,也是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以往的研究中"人民理性"要么被《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所掩盖,要么就是被德法年鉴之后"现实的人"所遮蔽。本文在梳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历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民理性"与黑格尔"绝对理性"做了比较性研究,并分析了这种哲学立场差异背后的原因,这对于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逻辑,理解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的意义阐释域

现代性命题纷纭复杂,在20世纪的论争中,其意义疆域不断拓展,由单一现代性裂变为多重现代性。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阐发,在多层次多向度上展开,形成广泛的现代性言说论域。理性与进步是现代性的两大核心理念,是现代性意义诠释的基点,对于它们在中国当下的现实意义应予以确认。     

古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

以往的论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希腊哲学分辨为归属“知识论”范式,这同古希腊哲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不无关联。然而,持此论者有所不察的是由柏拉图确立的“让存在之存在(“理念”)同时也作为人之存在之存在的基调,其哲学特质将希腊哲学归属于“理性人学”的范式,希腊人把人的本性建立在人所独具的理性特征之上,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面对人本身指证出人之理性的意义,并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将“真理世界”与“意见世界”同人的“理性”与“感性”作对应,得出入之两重性规定。希腊智慧在其思辨的理性中,导致“感性”与“超感性”的过度紧张,必然需要被了解和同情,理解与超越,因而,她必然只是通往人学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

本文力图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对肯定的理性的批判与对否定的理性的张扬中,探讨二者的成功与失误,以及如何实现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种研究,对于确立正确的理性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推动科学、文化、社会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实践辩证理性”范式中的否定之否定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实践辩证理性”,基于这一思维方式来研究哲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也应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并非在经验意义上、在任意维度上确立起来的,而是在“实践辩证理性”的思维方式中,获得哲学辩证论的学理分工与定位的。作者认为,否定之否定原理与“实践辩证理性”的整体观密切相关,正是宏观的哲学视野使得哲学辩证论有必要从事物发展相对完整的全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其总体趋势与基本道路。文章在明确了否定之否定原理的研究对象之后,还对否定之否定的动力、内容、形式与特点等理论问题作出了一以贯之的阐释。文章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与非基本矛盾、基本阶段与“自然阶段”、基本形态与非基本形态等作出了明确的划界,从而,在否定之否定问题上,把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在“实践辩证理性”的哲学范式中统一了起来     

苏格拉底：理性与德性

确认人的主体性,建构基于普遍理性的知识与生活,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主题。他的德性论以知识论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之确立为核心,开始于自我的理性反思,而展开于自我之道德实现。无论知识还是实践,都贯穿着理性的逻辑。正是这种强调知识论、伦理学与存在论相统一,洋溢着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超越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深刻改变了希腊哲学的思维轨迹,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     

转型中理性范式的再思索与演进逻辑思辨

20世纪发生了两次重要的事件:一是20世纪初由不发达的市场体制和半封建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转型;二是20世纪末期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过程,但在转型中如何定位人类理性的作用和把握转型的演进逻辑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重要问题。人类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有选择的理性建构模式是一种科学和可行的行为模式;而转型中的演进逻辑应是自发演进和人类理性作用相结合的一种互动逻辑,这是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