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人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新青年》舆论空间中的“女性解放”

"娜拉"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的显赫位置,与其最初的传播载体《新青年》杂志是绝对分不开的。该文将回到《新青年》现场,论述女性解放话语在《新青年》所创造的舆论空间中的展开情况。女子问题与对于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着密切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女性解放话语兴起的特殊背景。女性解放话语在酝酿、延展的同时,被愈益引向知识分子启蒙规划的方向。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从“铁屋子”到“纸枷锁”的启蒙之路——陈凯歌影片评析

陈凯歌的影片历来注重人性的启蒙,关注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下人的挣扎与渴望,展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从《黄土地》中无知的被启蒙者翠巧和《霸王别姬》中具有自我启蒙意识的程蝶衣以死逃离了无望的启蒙之路,到《梅兰芳》中梅兰芳蓄须抵抗为日军攻占南京献唱,并于日军投降后重新走上戏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凯歌影片中一条从被启蒙到具有初步的自我启蒙意识,再到自我启蒙成功的崎岖之路。     

韩国电影的本土身份建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电影在借鉴好莱坞商业类影片经验的同时,注重在电影中进行本土身份的建构,用本民族的人物和情感重述西方题材和改写西方故事,在本民族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故事中彰显现代价值观,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消解西方影像中情色与暴力的极端显现,藉此获得了本土票房和海外票房的双赢。韩国电影这种"洋"为"韩"用的做法,对中国电影本土身份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中国电影既要加强现实观照、丰富现代影像,又要甄选彰显共同价值的历史事件作为电影素材,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策略来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一方面营造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审美意境,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层面上达成东西方的共识,在唤起观众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制造具有"中国身份"和民族文化标识的观影效果,以赢得世界观众的认可。     

中国新电影三十年：神话的兴起与终结——关于第五代电影的文化反思与历史重估

以第五代为核心的中国新电影在1980年代辉煌崛起,构成了新中国电影从极端政治化向高度商品化转型的理想主义阶段,造就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基本想象。利用突出意象造型的现代主义电影语言,第五代电影缔造了新的电影神话、主体神话和家国神话,成就了其在文化大众化、商业化过程中的先锋身份与经典地位。第五代电影的崛起与陷落,表征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悖论：启蒙与神话、先锋与媚俗、自由与禁锢的二位一体。追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转折,重估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价值,见证一个启蒙电影神话的兴衰起伏,可以更加辨证地理解、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可能。     

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以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为中心

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 ,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 ,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201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影片投资结构分析

201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影片投资额度整体较高。动作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0%)明显高于其它各类型影片。除《消失的子弹》《桃姐》海外票房收入高于投资外,其余影片海外票房收入与投资大多呈现比较明显的反差和倒挂。以单纯追求通过大投入、大制作带来的震撼性视听效果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是舍本逐末的作法,是提高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能力的一大误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投资影片类型,拓宽影片融资渠道,引进和建立"完片担保"机制,开发电影后产品,才是改进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回报的重要路径。     

“观”影六年——简析2009-2014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经过六年的努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票房、银幕、影院数量及观影人次持续增长,国产影片质量有所提高,占据国内市场主阵地,中小成本制作影片更具本土市场竞争力,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如何提高影片文化内涵,以质取胜,吸引更多观众,规范国内电影市场秩序,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回眸2015中国电影:喜剧电影改朝换代

正2015年,110周岁的中国电影交上了一份亮丽耀眼的成绩单。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通报,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比2014年增长48.7%,创下"十二五"以来最高年度增幅。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以较大优势保持了国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从2002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初到2010年,中国电影用9年时间实现了百亿梦;又用之后的3年完成了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鲁迅小说启蒙的意识构成试析

鲁迅的小说以"启蒙主义"著称,而鲁迅的小说启蒙是通过艺术创造中的文化批判来展开的.这一小说启蒙在对真人意识进行着理想性建构的同时,也对奴性意识进行着现实性的揭示,并且贯串于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这样,鲁迅的小说启蒙不仅推动了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整体性重估,而且促进了对文化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