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征地补偿中的农地市场价值评估模型及应用

鉴于中国现行的农地价值评估有失公允,被征地农民利益流失严重的状况,探讨农地市场价值评估对于建构公正的征地补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将农地经营收益权价值、农地区位价值、农地社会保障价值、农地发展权价值以及代际分配价值纳入农地基本价值结构,嵌入农地供求关系等变量,构建农地市场价值评估模型。继而建立子模型逐项跟进分析,分别采用动态收益还原法和建立修正因素因子指标体系的方法,对农地经营收益权价值与农地区位价值进行评估,同时测算了农地社会保障价值、发展权价值以及代际分配价值。基于安徽省L县征地案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安徽省L县的农地市场价值为107970.72元/亩,远高于该县被征地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金。     

我国农地使用权顺利流转的"瓶颈"和主要对策刍议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整、中介服务机构的不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不发育等种种原因,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为此,迫切需要进行相关体制的创新,从而切实有效地促进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合理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采用系统分析和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内典型区域流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尝试构建了“土地市场+土地银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并阐述了其在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给予了农户自主选择的权力,为承包经营大户解决了资金问题;政府的监管降低流转后产权利益纠纷风险。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支撑。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基于价值链的农地整治项目选址阶段效率测度模型研究

针对当前农地整治项目选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效益发挥受到限制等情况,本文基于农地整治项目选址工作实施过程,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分析,确定选址阶段各项工作的价值目标,构建了基于模糊模式识别方法下的效率评价模型,并以湖北省孝南区为例对其进行验证,以期指导农地整治项目选址工作.研究结果表明,该效率测度模型可有效探寻选址工作的不足,并有利于其改进及效率提升；同时,该模型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客观且非兼容性强,其应用较为广泛,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农地由细碎化走向规模化的制度优化及路径——基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视角

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既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农地流转机制创新及其效率增进的客观要求。论文在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发展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驱动农地规模化的内在机理,从模式诞生背景、模式主要特征、模式实践效果等层面,对比分析了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使用权信托、农村“土地银行”等为代表的几种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模式的特点,提出通过培育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有利环境,来克服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加速农地规模化。     

企业家的边界:社会声誉与市场租金

传统经济学搁置了企业家研究,使之成为经济学一个未深入研究的黑箱,同时,依据企业家性格与行为特征来阐释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研究取向也存在问题。企业家的边界是企业家在开放和公正的市场竞争与社会舆论中赢得社会声誉,获得其利益攸关方的信任,从而以市场租金的形式获得高于一般竞争者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经营活动是一个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且增进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是区分企业家与企业经营者的边界特征。同时,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决定了企业家背景的多样性,企业家分布不具有群体性特征,在各种社会群体中企业家禀赋的分布也是不确定的。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农地征收补偿价值构成及主体关系重构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和博弈论为基础,确定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由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实物期权价值及博弈价值5部分构成;从代内、代际公平实现角度,确定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及后代人;从价值充分实现角度,重构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从价值归属、社会公平及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的利益分配模型。     

城乡统筹中农地利益均衡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农地利益失衡的现象,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影响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农地利益均衡存在农地制度不完善,政府规制不健全,农地市场不规范,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备等制约因素。为此,应完善农地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护农民土地利益;健全政府规制机制,让政府能有效保护农民土地利益;构建农地市场机制,让市场为农民提供应得农地利益;完备农民农地利益诉求机制,让农民自己能有效维护农地利益,从而形成系统的农地利益均衡机制,有效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和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产权认知、禀赋效应与契约选择——基于农地流转契约治理的分析

农地流转中,契约的非正式化、短期化以及流转对象差序化与政府政策倡导的契约正式化、长期化和农地规模经营存在一定程度背离。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中农户的契约选择与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强弱密切相关,农地控制意愿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的禀赋效应强弱决定的,而农地产权认知是农户禀赋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从农地转出户与转入户的关联性入手,构建了一个“产权认知——禀赋效应——控制权强弱——契约选择”的分析框架,提出波纹环形圈的决策理论,并以减弱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为桥梁,从调整农户不正确的认知、加快标准化合同拟定、积极发挥村干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利益权衡的调节作用、加快培育村民主动投入到村级事务及村级产业发展的事业中来的组织性和自治性等4个方面提出治理的思路。     

从“群体管理”模式到“个体管理”模式

随着高等学校实行学分制、后勤社会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必然从传统"群体管理"转向"个体管理",高校管理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管理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努力促进管理模式从"群体管理"向"个体管理"的转变。     

Partnering模式：一种新型工程管理模式

针对目前建设工程管理模式中普遍存在的参与方相互对立的关系,采用Partnering模式可以促进工程管理各方形成和谐合作关系,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进行说明,提出在我国应用Part—nering模式的两个领域。     

元小说创作模式较之于传统小说创作模式

传统小说创作模式中存在的承认小说是作者虚构的产物与元小说创作模式对小说虚构本质的不断揭露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进一步通过对现代元小说与含虚构因素的传统小说的比较更加深入地理解元小说。     

大众传播模式与太极系统探微

运用现代系统结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特别拿广播新闻为例,以另一种视角,对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进行新的审视,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模式理念———太极传播模式。     

诚:从事神心态到审美心态

诚是先秦儒家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 ,而是一个神学概念。诚的发展 ,是从事神心态开始的 ,经由事人心态转入到审美心态 ,同时诚也由人的心态发展成一种本体。在先秦儒家 ,诚这个概念 ,还留有事神心态的影子 ,但主要是事人心态、审美心态与本体之诚这三者的统一。从事神心态发展到事人心态 ,其历史的继承性表现为谦、敬、信等内容 ,其否定性则表现在 :由对交往对象的畏惧发展为对对象的亲近。从事人心态发展为审美心态 ,既保留了事人心态中的与对象的亲近 ,也保留了事神心态中对象的虚幻性这一特点。在原始宗教失去其主导地位之后 ,审美之诚充当了主体之诚通往本体之诚的必经之路。     

传播模式美的概括

近几十年,对传播模式的争议颇多且有细化的趋向。同时,传播模式受到的干扰因素增加,美是其中的新兴因素。传播模式的主体应该融合进美的概念和深层次含义。美和传播模式有很强的互补融合性,从最初的简单传播到复杂多变的现代传播,美在其中已变得越发重要,与传播模式联系也越发紧密。     

创新型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探索

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引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型教师应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较强的科研能力、宽厚的理论知识以及扎实的教育实践能力。提出树立"以人为本"、鼓励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创建理论探究、教学实践、科研操作式的新型教师培养模式,以培养创新型教师。     

"试用式"专业实习方式初探

鉴于当前会计专业实习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让学生到求职单位实习的"试用式"实习方式,并就此方式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素质能力的作用和实施该方式的措施进行了阐述.     

RBR司法模式研究

RBR司法模式乃"执果索因"司法模式之简称,它具有各种科学上的深层依据,在实践中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该模式在中外司法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同时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赞成或异议者皆有之。在有关该模式的描述或争论中,无论是发现者、倡议者还是异议者,并没有清楚说明该模式生效的条件、作用的方式和功能的边界等基础性方法论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该模式在中外方法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或价值,并且也给予中外方法论学者以若干重要的启示。在对该模式的方法论特征和地位给予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假说—检验法"重构之,以克服其在知识谱系上的若干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