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到转机:网络社会的人际信任

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缺场交往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缺场交往具有三个特点:交往空间的流动性、交往内容的开放性以及交往对象的潜在性。缺场交往与网络社会的人际信任危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的人际信任迎来了重建自身的三大转机:网络社区的虚实变换、电子商务的推波助澜、网络围观的潜移默化,网络社会的人际信任也渐渐由失落到回归。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论信任的衰落与重建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存在着三种类型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信任.当学者们考察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时,认为出现了信任衰落的问题,其实,衰落的是习俗型信任,同时兴起的则是契约型信任.但是,由于信任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了所谓"社会资本"提法的滥用,严重地阻碍了信任研究的深入以及实践建构的开展.关于信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认识、开发和利用.     

培育社会资本: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路径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路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一系列的积极作用。但是信任危机、规范缺失、参与网络不足等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必须以重建政治信任为突破口培育"信任"社会资本,以法制建设为突破口培育"规范"社会资本,以健全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为突破口培育"参与网络"社会资本,以壮大民间组织为突破口培育公民社会。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重视文化研究是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前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学优良传统,尽管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有泛文化论倾向,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中国社会学连同其文化研究被禁闭,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对文化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不利于避免社会学研究的表层化倾向。费孝通呼吁加强社会学的精神文化研究,对于重建中国文化社会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因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消费社会到来而引起的价值观念变迁,也要求提升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为推进文化社会学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下)

近30年来,中国杜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目前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版了多部社会资本的教材、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在经验研究中,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中的社会资本与人际杜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网络社会”概念辨析

"网络社会"具有网络化社会、互联网社会和互联网社群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网络化社会指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互联网社会指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并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社会;互联网社群指的是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一个个具体的网络社群.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多维解读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信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信任的主客观要求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而信任又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网络、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社会资本多层次与多构面的特点为两者关系的讨论增加了复杂程度。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构面进行剖析,从个体层次一结构维度、个体层次一关系维度、群体层次一结构维度、群体层次一关系维度重新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阐释,探讨信任与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二重性”。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上)

近30年来,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目前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版了多部社会资本的教材、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在经验研究中,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中的社会资本特征、构成模式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     

互联网使用及其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变化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互联网使用是建构信息权力的基础。因此,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认同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反映了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内涵与社会认同意识的时代特性的变化关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公平认同意识和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导致社会公平认同意识下降以及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加剧,并且是否使用互联网存在群体间基本特征的显著差异。因此,在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外,作为网络化时代表征的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理解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意识的变化。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信任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却更多以人际和关系作为切入点,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任研究的内涵加以拓展并深入探索。西方信任研究无疑为当前中国信任问题的良好把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信任研究路径,将信任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共享态度,这一视角的整合性特征和良好文化适应性不但弥补了以往研究取向的缺憾,而且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提升,顺应了时代发展赋予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历史责任。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21世纪是信息网络化的时代.21世纪的高校,是中国社会"网络化"的发展前沿,互联网对高校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心理发展、道德法制观念等都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搭建起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必须坚持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人际信任发生机制探索——相识关系的引入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发生蜕变,然而人际纽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本土信任发生基础.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性交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1647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介于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正在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以情感和理性为中介变量,则可将相识关系与家人、熟人、生人三种传统的人际关系纳入人际信任发生机制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