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被压抑的现实恢复到文本层面”——弗·詹姆逊的“讽喻现实主义”探析

《政治无意识》将“生产方式或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成“叙述的整体性”,其中包括了“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三个文本意义同心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讽喻性的,“政治的讽喻”、“讽喻的命题”分别连接了“政治的”与“社会的”、“社会的”与“历史的”等阐释视野.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旨在将被实际政治斗争、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和压抑的“现实”通过层层讽喻,最终导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从叙述材料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叙述”的“讽喻的操作”过程构成“讽喻现实主义”,并据此对巴尔扎克小说提出新解读.     

丁韪良论“中国的文艺复兴”

京师同文馆美籍教习丁韪良作为晚清“同治中兴”时期文化教育变革的参与者,第一次从历史、现实与发展趋势的综合分析视角,为同治新政“定性”,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重视丁韪良《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作品透析,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该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亦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汉学家与晚清改革之关系。     

论道德的“应当”

“应当”在人类生活和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道德“应当”的根据在于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在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践要求.“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应当”在价值导向和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应当”的正当性要有逻辑的证明,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证明.对“应当”的思考,总体上是寻求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善于区分正确的“应当”和不正确的“应当”,不能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误导和欺骗的“应当”,就贬低或否定任何“应当”.     

对“一国两制”的新理解

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８０年代前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在香港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战略构想，其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其所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而成为一个构建中国人新国家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实现共同繁荣的指导方针。香港的顺利回归及其回归后的持续稳定繁荣，都仰赖于“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在这个意义，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回归这一千秋功业的奠基者和开拓人。“…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好客”和现代国家政治之间——读德里达的《好客》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20世纪90年代后对诸如友谊、激情、宽恕乃至“好客”等概念的阐述,都是在进行“解构”理论的实践。这种解构实践和本源追求反映了法国当代的几代学人在纯学术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反思。《好客》一书涉及诸多传统和现实问题,对我们理解德里达后期思想,分析德里达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启示非常有意义。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墨子“非攻”思想的内在向度与反思

在内容与体系上开展对墨子“非攻”思想的探求,需深入墨子思想并对墨子“非攻”思想进行梳理与价值性检讨。“非攻”作为反侵略战争思想,是墨子政治哲学的目的,但其最终未能实践政治意义,也需要现实的反省。总的来说,墨子“非攻”思想蕴藏在墨子的人性论、社会政治思想与人生观间,体现了墨子对社会下层百姓的关切。但对墨学被称为“世之显学”却未被统治者采纳,未能成功将其对下层的关切转移成统治者的关切等问题,需要进行检讨性的说明。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思想的一种探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当青年马克思以一个自由思想家的身份步入社会时,“政治解放”的呼声正风靡欧洲。马克思以他独特的敏感,把心思投向这一解放后面的更深的时代蕴含;通过科学分析,他预示了人的进一步的解放——“人类解放”。(一) 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并非源自建立逻辑体系的旨趣,而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因此,他的历史观的价值取向只在于“现实的个人”的解放。     

“视觉”及其生产:重读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

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视觉”是一个并不显见却又至关重要的议题.首先,技术作为本雅明艺术生产论得以展开的内在逻辑起点,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生成及其内在价值主要是以视觉的文化再生产方式得以呈现的.在一个关乎技术与文化再生产复杂关系的问题域中,无所不在的“视觉”因素成为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其次,借助光晕与震惊、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政治审美化与艺术政治化等一系列关键概念,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现实功能指向问题,可以在视觉维度得到充分的揭示.最后,对于本雅明艺术生产论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理论效应问题,不仅要立足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全球语境,更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文化生态,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视域中予以审慎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从解释学视角上看,思想与现实关系是解释对象与解释根据的关系.“思想”实质上是具有双重意义结构的“象征符号”,而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则是思想深层意义的根源.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实质上是以“现实”为根据对“思想”的解释,即通过分析思想植根其中的现实对立关系而对思想深层意义的揭示.相比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解释学的分析能更准确系统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生成、风险及应对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技术与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经由“技术—教育”的嵌入逻辑,人工智能从范畴、要素和范式等方面助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实践,生成了“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现实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消解、价值性偏离、情感性威胁和自我性失衡等潜在风险。亟需从把稳“恒”与“变”的逻辑主线,驾驭技术与价值逻辑的现实张力,提升人机交互的情感温度,匡正虚实相融下的自我失衡等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互嵌的深度融合路径。     

“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

作为50年代留给80年代的美学遗产,“实践美学”在90年代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以至于形成了大约4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称之为“捍卫实践美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实践美学”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存在着所谓“注重群体而忽视个体”、“注重理性而忽视感性”、“注重历史的沿袭而忽视文化的突破”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也不像一些论者所倡言的那样,存在着整体超越的可能性;更不像有些学者所忧虑的那样,其命题本身即缺乏分析哲学的严格批判,因而是所谓过时了的“伪命题”.相反、他们认为“实践美学”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二种意见,可称之为“改造实践美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实践美学”确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其价值和前景必须通过重要的修正与改造而重新获得.也就是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政治无意识”:丁玲及其文本世界的一种解读

在“政治无意识”批评视阈下,丁玲作品独特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她对政治影响所作的反应如何在她的作品里显示出来.丁玲在处理这些紧张关系时所作的各种不同或程度不等的尝试或探索,既是其创作复杂性的缘由,也是其作品重要性的根由所在.“政治无意识”批评视阈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丁玲文本世界所蕴涵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错综关系,可以突破“纯文学”的偏执诉求,在一种“历史化”的运作中开启丁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     

论“孤岛”杂文的自由精神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不仅延续了鲁迅开创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而且在国土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境中,通过批判奴隶性、呼应全国文学论争、针砭现实政治和倡扬知识分子节操等多种言说方式,诠释着自由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沦陷区的文化事业,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     

道德的向度：学衡派“德化天下”思想探析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学衡派的“德化天下”思想独具特色。他们从人性二元论出发,将政治社会等问题化解为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强调德治、爱民以及行政者的人格垂范作用,进而改造国民的道德,缔造理想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新青年派之不足,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时代呼唤“两个务必”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形势与任务,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历史走到了今天,胡锦涛同志根据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势与任务,又向全党重申了“两个务必”的告诫。重温历史,结合现实,理解贯彻“两个务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务必”不仅是共产党人在某些特定时期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政治品质,而且更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鲜明体现。历史车轮永不停止,“两个务必”不断深化。“两个务必”具有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