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是对人权的尊重;非法证据排除是宪法至上性的必然要求;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依法行政的必然,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反映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理念。     

论程度相当性原则在非法口供认定中的运用

非法口供的准确认定是非法口供排除的起点。能否准确地认定非法口供,直接决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效果。根据现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程度相当性原则能够较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非法口供的认定问题,并且较为恰当地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的价值中保持衡平。     

试论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证据材料,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对＂毒树之果＂和以秘密手段获取证据不应一概加以否定,而应具体分析与区别。另外,违反程序的证据、超期限举证的证据和域外证据等其他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也应加以排除而不予采信。     

论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选择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取得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的总称。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非法言词证据概念的阐述 ,分析和探讨了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等 ,并指出对刑讯逼供所获得的口供应一律排除 ,对其他非法言词证据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均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是司法机关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值得认真思考和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公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导。但《解释》对于界定非法集资的关键要素仍然不够明确,本文结合《解释》,拟从法律适用方面,从交易的集资性质的认定和公众性如何界定这两个关键问题入手,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性质认定,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供大家商榷。     

论日本“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通过介绍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实践操作,结合对日本法律传统、法律移植过程和司法现状的历史分析和理念分析,说明对待非法证据排除等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不能简单地引进和移植,必须在深刻理解本国法律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和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尽量减少排斥和变异。     

论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的中国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重视个人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 ,其理念根基与我国重视集体安全和利益的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这势必使这一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实施产生困难。应从以下方面使其一般理念中国化 :重视该规则在保护民众整体利益方面的价值 ;强调该规则在促进警检提高侦检技能 ,从而有利于打击犯罪的作用 ;不片面夸大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平衡发展其他人权保障措施 ;重视非法证据的虚假性 ;全面落实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 ,降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负面影响。     

浅议违法转租

违法转租虽然未经出租人同意,但其属性是负担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行为。其效力是出租人有终止租赁关系的解除权,并享有对承租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次承租人可要求承租人赔偿其所受损失,并在其主观善意时,以其租赁权对抗出租人的返还租赁物和除去妨害请求权。     

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私权、制约公权和维护程序公正。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及我国的证据法传统和行政管理现实等相关因素，客观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对口供的重新解读

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直接性,但口供又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故对口供既不能轻信也不可轻视。在我国将不可避免地确立某种形式的沉默权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口供与沉默权、口供与讯问策略的关系,能更好地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同时,为了避免翻供给诉讼活动带来的被动,采用行之有效的对策获取真实合法的口供并予以巩固也是必需的。     

坦白制度设置根基的多维考察

坦白制度设置的法律根基包括宪法根基和刑法根基。其中,刑法方面的根基又有两个: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量刑原则。从政策根基的视角看,坦白制度是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而设置的。我国坦白制度的实践根基即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有关坦白从宽处遇的立法经验和司法经验。坦白制度设置的事实根基包括国情根基和犯情根基。坦白制度的设置既彰显了刑事立法对社会和谐价值的追求,又体现了刑事立法对我国犯罪状况的理性反映。     

"一个批判的忏悔":晚年阿尔都塞的生活和思想

国内理论界对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本文通过对阿氏晚年的自传性的作品《未来永远会持续下去》(1985 )的解析 ,全面披露了阿氏晚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历程。     

偷渡犯罪研究——以福州地区为例

中国偷渡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福建省福州市。鉴于福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偷渡案件的高发地区,以当代福州沿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为案例,对当代中国偷渡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福州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其中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对福州地区偷渡案件进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治理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且治理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前的主要举措,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自首

我国新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明确规定，这对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传统理念带来重大调整，但在惩罚量刑制度上，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多从自然人角度规定，这就使单位犯罪的量刑缺乏全面系统规定，如单位犯罪自首。本文试就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加以分析，提出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等问题作一探讨。     

持有型犯罪主观罪过辨析

:程序上起诉机关对持有型犯罪主观罪过举证责任的免除并不意味着实体上主观罪过不再是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要我们坚持罪过责任原则 ,我们就必须承认主观罪过是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罪过 ,此时最大的意义在于被告人可以此进行无罪辩护。该类犯罪的主观罪过 ,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 ,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该类犯罪故意的成立并不必然以对持有物的“明知”为前提     

刑讯逼供与刑事沉默权

刑讯逼供是严重侵犯人权,破坏司法公正的一大痼疾,制度设计的缺陷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早确认沉默权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能为遏制刑讯逼供现象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