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诗歌的逆现象

世界的艺术思潮有一个东西方的逆向展开的现象.就中国新诗而言,大陆和台湾诗歌也在逆向展开,其中心轴在守常和先锋,这是一个民族诗歌历史的分化.去掉诗的守常倾向,就会重复台湾诗歌走过的弯路;去掉诗的先锋倾向,就会重复大陆诗歌走过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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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盗火的“恶魔”——论“五四”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五四”前后 ,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在西方文学的输入和译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现代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发生共鸣的结果。然而 ,创作实际情况却跟不上新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极大热情和期待视野。就诗歌而言 ,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现代主义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唯独是它在创作上结出果实。本文认为 ,法国象征主义诗在译介中占主导地位 ,并最后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结出果实 ,是因为它满足或遇合了当时“五四”新诗发展的某些内在文化需求和诗美期待视野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感性特征与民族审美传统的某种内在“契合”。     

中国20年代诗坛主体趋向略论

20、30年代的中国新诗坛呈现出十分热闹的局面,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新诗人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都以不同的审美规范开辟自己作为独立流派的生存空间。持续十多年的流派竞争,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繁荣。两者间的先后并立对峙,构成诗坛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潮流。前者在进步的社会文艺思潮的引导下,投入现实斗争,密切诗与时代、群众的联系,强化诗的现实功利价值,选择的是一种积极的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后者主要在西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探索《诗经》的元典精神──读《教化百科──〈诗经〉与中国文化》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这不仅体现在我国原始先民自创造文明那天起就已开始孕育我们民族的诗性智慧，表现出与其他古民族一样的艺术灵动，而且更集中体现在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蔚为大观，浩瀚繁盛；中国诗学理论的流派众多，见解精深；体现在中国文人雅士对诗的挚爱与崇敬等诸多的历史事实中。诗是中国文人的灵魂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显明的表征。现代文化人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中对此现象曾深有感慨地说：“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生存…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九叶诗派的流派特征

九叶诗派是４０ 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 其主要特征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保持着密切联系, 因而被称为“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和手法的借鉴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在当时的诗歌中都是别具特色的, 体现出独特的流派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追求诗歌的“综合”效果; （２） 直接借鉴与间接采纳相结合; （３） 既关注外在现实又注重内在深化; （４） 共时借鉴使他们的诗歌艺术探索处于同时代诗歌的潮头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新诗虽为现代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但新诗并没有真正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诗歌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从现代新诗中发现传统诗歌时显时隐的影迹.这种影迹是如何留下的呢?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主体无意中的承传,因为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任何主体能够轻易摆脱得掉的;然而,考察新诗萌动、生长的历史,又不难看出,传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自然留存,而主要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沿传.那么,现代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立场自觉审视、择取与延传民族诗歌传统的呢?     

中国文化与中国诗歌

中国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在文化的所有领域,几乎都有诗的痕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文学都具有诗化特征。新诗是传统诗歌的现代形态,推动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是迫切的美学使命。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论新格律诗及其中西文化渊源

新格律诗倡导诗歌格律,对新诗的发展具有规范意义,但也存在着对诗歌音乐性理解狭隘的不足;同时,新格律诗体现着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融合,其理论思维兼具东西诗论特色,格律形式受惠于中英格律诗歌传统;新格律诗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既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也深受英美近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人精神结构的外化。     

抗战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晋察冀诗歌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促动下,由五四白话新诗延伸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又一次发生转型,诗人们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广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晋察冀诗歌是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的一道特殊的文艺风景,从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诗歌样式的灵活性,以及诗学理论的自觉,都能见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追求。     

新诗诗美的历史流程

从本世纪初叶胡适、郭沫若等人尝试新诗创作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中国现代新诗经历了三十多年历史发展的行程。这期间,诗人们边进行创作实践,边进行理论探讨,在追求新诗诗美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果要从阶段上作一个大致的划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重点是在形式美方面的研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到四十年代,则着眼于寻求诗美的真正内涵。     

新诗象趣谈

<正> 象为诗之貌,佳诗必有象趣。在古典诗歌中,不乏象趣盎然之作。在现代、当代的新诗中,对于象趣的艺术追求更成为展现新诗现代美的重要途径之一。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是感情升华的晶品。感情之于诗,如血液之于人体,水分之于草木,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诗歌必须动人以情,好诗必有情趣。诗歌在最高的内容层次上,力求以诗情的旋律去进行哲理的探索,这是诗对最高思想境界的一种追求。所以,诗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