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区别于“民族的民族文学”。作为应然价值观念,它的基本涵义为：“中国民族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得到规定,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民族文学是多民族一体的文学。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依据、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等三方面论证了该价值观念之成立,尤其提出和论证了“微”“独”“同”互相制约综合的思维方式怎样实在地落到批评的操作层面：通过“微”对象所获“独”的批评结果,由“独”所属的“同”一点点潜移默化地铸牢使命,依赖“同”的理念又落实到“微”的客观准确选择,以“同”体现其“整体性”,以“微”所获之“独”体现其“差异性”,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     

浅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 ,但并未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则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流派的涌现”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魏晋南北朝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时代     

土家族哲学成立的可能与现实

“土家族哲学”合法性论证,经历了哲学范式相似论证、文化构成要素论证两个阶段以后,能否找寻一种“土家族哲学”的内部构成要素论证?通观土家族哲学的思维主题、思维方式及所运用的哲学工具,我们认为从哲学内部构成的角度,土家族哲学是能够成立的,具有其应有的合法性。     

遭遇“命名”——关于“文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命名”是文学的核心活动。提出“文学命名”研究课题,考察“文学命名”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命名”思维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的关系阐释,会对文学的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对“文学命名”的过程性、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命名”自身指向与思维、与“语境现实”的关系及“命名”修辞策略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虚假概念有没有内涵和外延

虚假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歪曲的反映,在客观现实中没有与之相应的事物。如“神”、“鬼”、“龙王爷”等。从认识的根源来看它产生于唯心主义。但是,虚假概念在现实思维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在人类思维发展史的长河中所形成的一些虚假概念,来了解远古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认识一些虚假的概念来揭露主观唯心主义者歪曲事实,制造荒谬的骗子嘴脸。除此而外,人们还常常借用虚假的概念的特定涵义来说明事物。因而至今在人们思维中,在相互表达思想、论证事物、文学比喻中,大量地运用着虚假的概念。为了准确地把握虚假概念的涵义,以便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律师论辩逻辑——律师逻辑论辩的四要素

从“律师、论辩、逻辑”三位一体的角度阐释律师逻辑论辩的四要素。一是律师论辩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二是律师论辩应具有熟练的逻辑思维技法,它包括归纳思维法、演绎思维法、辐射思维法、收敛思维法。三是律师论辩应具有灵活的逻辑论证技巧。逻辑论证技巧是指律师把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运用到律师论辩中去的具体方法,其主要论证方法有因果互证法、三段论论证法、类比论证法。四是律师论辩应运用机智的逻辑辩驳方法,即直言辩驳法、假言辩驳法、二难辩驳法、归谬辩驳法。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本文是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和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共同主办、1 998年 1 2月在汉城举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两个主题讲演之一。作者认为 :目前必须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 ,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为此 ,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宏观研究方面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同时 ,本文也论证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及在目前应特别重视的问题     

独托幽岩展素心——关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思考

《红楼梦》是对中国文化深层资历史反思的文学结晶。它的诗意化了的文学思维远远大于任何的历史具象。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思维,是超乎理性和形象思维的“诗意思维”。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中文屋论证究竟证明了什么?——由“中文屋论证”引发的计算机思维问题探析

塞尔的中文屋论证试图证明“计算机无法产生思维”或者说“计算机程序无法产生思维”,但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有二:其一,塞尔对于计算机概念的界定并不能令学者们信服;其二,中文屋论证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塞尔试图“用中文屋系统来隐喻计算机系统”的策略并不奏效.可以说,中文屋论证失败了,它不仅没有驳倒强人工智能,反而为“计算机思维”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基于对中文屋思想实验的分析,我们发现,人类的思维是一个“进化突现”的结果,而计算机通过联结主义也能够使其语境框架不断扩大,在语境框架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或许计算机也能够突现出思维来.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中国古代创作思维"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神思”从创作思维、构思、想象、作者创作心智结构、创作心理活动等不同角度集中体现了创作主体性 ,从而确定了“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在“神”之“思”和“思”之“神”两方面突出了作者与非作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 ,构成了“神思”型的创作思维模式。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现代视野下的五四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型”价值的新文学，“现代型”价值是它的核心，“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体大解放的文学是它的价值体现。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试论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文化适应性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文化适应性问题。对文化信息的解码及传递、对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的恰当处理、兼顾语义手段和交际目的、体现“情理”与“文辞”的统一是成功进行文学翻译的关键。     

试论灵感思维的产生及其培养

无论是在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思维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灵感思维都普遍存在着,也就是说,灵感思维普遍存在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活动中。钱学森教授指出:“不仅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而且还有灵感思维。”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只要翻开文艺史或科学史,就不难发现,人类不少可贵的发明创造都往往和灵感思维有关。诗人、文学艺术家的“神来之笔”,军事指挥家的“出奇制胜”,思想战略家的“豁然贯通”,科学家的“顿然领悟”,等等,都说明了灵感思维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经常会起到特殊的作用。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影响研究视域中的胡适诗歌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之一,但在国内未被重视。影响和接触外来因素是某种类同的关系。“相异”以论证其“外来影响”之“必然性”与“合法性”;“相类”则指陈“接触”与“影响”过程中无所避免的“类同原则”。本文通过胡适诗歌与西方文学关系,从三个方面：一、接触西方为胡适提供影响助力,二、意象派对胡适诗论的影响,三、胡适接受西方影响的因果关系,探讨影响研究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