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贾平凹小说的乡村身份及其嬗变

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二元,农民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使贾平凹的创作陷入两难境地。乡村文化的表达出现了犹疑。当他走进城市而又无法真正走进城市精神的腹地,小说的乡村身份完全被颠覆,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的负面因素解构,作家只好走进幻灭的"废都"。     

穿行在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中——论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

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农村出身,"萍草漂泊"的底层生活,使赵树理意识到无论是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还是解放区文学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价值立场都是历史预设的.赵树理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去言说民间的声音,他的大众化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式.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民问文化立场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化立场的特点。这种文化立场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对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这种文化立场也限制了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开掘,导致他的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曹乃谦小说的民间叙事探微

曹乃谦与赵树理小说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二人均以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为创作内容,但在讲述农村和农民的故事时,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赵树理小说的叙述在结构上以单线为主,采用非聚焦的视角和第三人称,传递具有权威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曹乃谦小说的叙述在结构上以复线为主,使用外聚焦的视角,通过第一人称,表达出强烈个人意识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新中国"十七年"乡土小说论

探究"十七年"乡土小说的时代特征、新农民形象、艺术方式、审美理想、文化精神,有助于正确认识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准笔下展示的新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     

试论赵树理“农民小说”的开拓性贡献

本文从主题意蕴和形象系列二个视角切入，论述了赵树理“农民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赵树理小说不仅写出了处在历史转折期的解放区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在太经意中揭示出消除他们为上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利是小农意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同时代农民作家中是罕见的。赵树理创造的“农民家族”有肯定型形象、否定型形象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转化型形象，这些形象之间存在互补和依存关系，转化型形象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审美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通过对乡村中存在的权力事实和权力运作的书写,揭示了权力文化泛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权力与金钱融合、基层权力斗争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并由此确认了启蒙立场的必要性.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写作

赵树理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后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前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本文从立场、视角、言说姿态、阐释方式、写作目的等辨析两者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赵树理才能完成新文学与农民的第一次对话。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王安忆小说中的童年意象

童年意象的运用是王安忆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成长中的儿童"是王安忆小说中特有的形象.以儿童形象为象征载体进行文化批判是对童年意象的出色运用.儿童视角的发掘使王安忆的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使细节化呈现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与文本的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儿童视角的运用还让作家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独立、警醒的创作立场.     

诗意消散的新世纪乡村小说

通过与"十七年"和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比较,论文从"诗意的溃散"--乡土经验的碎片化;"乡土的崩塌"--与城市现代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主体的惶惑"--经验主体身份的底层处境多方面切入,全面深入地解读了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明确指出诗意的消散是新世纪乡村小说总的发展趋势.     

“返乡”与“进城”——赵树理60年代小说的城乡书写

"返乡"与"进城"是赵树理60年代小说创作隐含的主题与情节模式。无论是知识青年的"返乡",还是农民的"进城",或是国家干部的"返乡"而又"回城",都反映出赵树理60年代创作的一个新变化:农村不再是一个高度自洽的空间,城乡二元结构性的差异,不仅令农村知识青年在精神上迅速城市化,也给普通农民带来了潜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焦虑。面对这种紧张关系,赵树理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更加有力量的"乡村身体",构建新的农村"劳动美学",来对抗身后巨大的城市魅影。在今天"三农问题"的视域中,重提赵树理60年代关于"劳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建构的文学资源,对于单一的城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有所矫正,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