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财政分权与“土地财政”制度改革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降低,但地方政府的事务并不因财政收入的降低而减少,相反有增长的趋势。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源不得不采取"土地财政"的策略。"土地财政"带来的负效应的蔓延呼唤"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规范化的财政分权体制,尤其是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是"土地财政"制度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基于西方财政分叔理论探讨中国地方分级财政体制改革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借鉴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应采取适度分权的地方分级财政体制。     

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对平抑地区财政收支能力差异通常起着重要作用,而地方财政努力是地区财政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建立了一个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的简单模型,并将这一模型应用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国财政实践。本文发现,以税收返还和总量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刺激地方财政努力总体上来说并不成功,它抑制了地方财政的努力程度。同时,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努力行为是有差异的,富裕地区的财政努力程度低于贫穷地区,这导致了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财政转移支付效果被弱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中美财产税制比较研究

相对于美国发达的财产税体系, 我国的财产税存在财产税的总体规模比较小、财产税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例过低、地方政府缺少对财产税的立法权及税率、税基与减免税的调整权等缺点, 另外我国的财产评估制度和财产登记制度也不是很不健全,尤其是私人财产登记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做法, 来完善我国的财产税制度。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用地出让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增加工业用地的出让面积,可显著地拉动当地非房地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GDP和财政收入;但是,若地方政府以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则将会显著地抑制上述拉动作用。这暗示,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所引来的项目质量较差。结合其他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土地引资的竞争中不仅存在着竞相增加土地出让面积和降低地价的底线竞争行为,还存在着竞相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行为。     

中美财产税制差异及经验的借鉴

近年来土地财政难以支撑地方政府庞大开支,"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的问题亟待解决。我国财产税在各地税收基础较为稳定、流动性较小,因此可作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本文通过对中美财产税在构成、规模、地位和征收管理这些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财产税制中仍然不完善的方面,借鉴美国市场经济下财产税经验并提出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

本文在澄清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冲击的一般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3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行政查处力度来有效遏制投资过热,但面临着力度不够则调控效果不佳,力度太大则经济“硬着陆”的两难困境。     

我国为什么不能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首先,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为8582.74亿元,按目前3.3％的补贴来计算,已经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0.1％,如果加上地方财政收入7803.3亿,也占到中央、地方两级财政总收入16386.04亿的5.3％。如果把“黄箱”政策的8.5％用足,其补贴的总额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将高达25.9％,占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总收入也达12.5％。 其次,如果对农业进行补贴会导     

对当前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的探讨

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非税收入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通过介绍非税收入的相关内容,在阐述政府非税收入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提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理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本质:从FGFF到SGFF——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思考

本文试图从两种视角去理解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如果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很显然,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考虑辖区居民的偏好从而引发政府间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方官员的行为取向从而理解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机制。这也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分析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思想,他们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全面理解市县政府财政能力的基本内容

过去乃至现在,人们很少论及政府财政能力这一概念.在评价一个地区财政状况时,常是依据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多寡作出这样判断:对收入多者,日其财力雄厚;对收入少者,则日其财力薄弱.这里所谈的"财力"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并非我们所要讨论的政府财政能力之全部.本文从市县政府财政能力的内涵及市县政府财政能力的评价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以弥补人们对财政能力认识的不足.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