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批评——生态学批评的出现，既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破产，也意味着关于人自身发展的新展望，其核心是对“人自身”研究的深化与认识的拓展。与此相适应，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而出现的“生态人”，具有有限性意识、死亡意识、敬畏意识和不完整意识等基本限定，它也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非最后形态。     

关于文学生态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文学生态学批评是后现代批评，因此从后现代视野出发就应重新理解该批评的本质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生态学批评应该具备的形态，即文学生态学批评的关键在于把握存在于“生态性、文学性、宗教性与政治性”四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新时期文学比较批评概观

中国新时期文学比较批评是基于２０世纪人类“比较意识”的世界背景之上的，是首先有了跨国性的“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然后才有深受这种“比较文学”刺激和影响的本土性的“文学比较”的自觉与深化。本文概观了新时期文学比较批评的成绩与不足，归纳出其较前有所不同的，注重“立新”的建设性特征：广、深、新、通等，并认为，正是在“广、深、新、通”诸方面．新时期文学比较批评有待进一步加强．以臻“通”境。     

论批评家在“文学公共领域”建构中的批评意识

建构“文学公共领域”的问题成为近两年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批评家的活动对“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批评活动可以成为团结公共的中介,合理地进行对话交往的批评可以内在地形塑公众参与社会文化议题的讨论方式.在当今我国学界倡导建构“文学公共领域”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家应具备认同意识、对话意识和实践意识.     

郁达夫批评意识探索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驱人物,郁达夫的批评不仅是有自觉意识的,而且还是有明确的文学理想支撑的.从踏上文坛起,郁达夫就意识到批评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文艺批评无不是有的放矢的活动,他是在自己对文学、对批评的明确看法引导下与时代、与文学潮流展开对话的.率真、宽容、同情是他批评意识的三大特点,这三者与郁达夫接近文学作品并对之作出反应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更应视作郁达夫与作品主体交流时所显示的思考的独特性所在.     

文学伦理学批评内涵再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以“自我关怀”为目的通达“社会正义”的手段之一,它理论建构的后续展开必须既有文学观方面的思考,也有方法论建构方面的具体阐述,同时还应考虑到该批评的功能与价值所在,因为这j个方面的成功推进是该批评健康成长的核心所在。     

关于文学生态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文学生态学批评是后现代批评,因此从后现代视野出发就应重新理解该批评的本质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生态学批评应该具备的形态,即文学生态学批评的关键在于把握存在于"生态性、文学性、宗教性与政治性"四者之间的关系.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王兆胜的散文研究及其散文批评观

王兆胜的散文研究具有起衰振弊的作用,其散文批评有敏锐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平淡宽容的个性化批评风格,飞扬灵动准确精彩的语言;其散文理论研究有深刻鲜明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研究视野,努力进行“史”的建构,致力于走科学、规范、严谨、创新的散文研究之路。王兆胜秉承以自然为本位的文学观及“尽善尽美”的批评观。     

建构生态批评的诗意之厦 ———读刘文良《范畴与方法 :生态批评论》

生态批评,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话题,刘文良的学术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是该学术领域颇富创见的一项研究成果。鲜明的创新意识,精巧的辩证之思,突出的文本意识,浓郁的中国情结,是该著鲜明的个性。该论著着力于构建一座带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诗意之厦”,为中西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实现良性互补和共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新时期现代文学的文化批评

认真说来,文学的文化批评是在新时期才形成一种“气候”的。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文学研究者们,在回溯检视青翠满枝的新文学时,不仅惊异于传统批评理论对其过分的整饬与阉割,而且感到批评方法的单一与局限:一方面,长期被定于一尊、屡被人诟议的庸俗社会政治学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深度透视”与宗教“灵修”：文学人类学批评向度简论

本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作为文学人类学批评两个向度,宗教“灵修”与“深度透视”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宗教的缺席,会造成文学人类学批评在实践领域何种效果?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文学人类学批评走向的框正及理论的进一步完备。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

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共存的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已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符合中国人深层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也依然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文学性与关怀意识：生态批评的旨趣

生存环境的凸显,使其不断在文学中居于显要位置。于是,文学与环境（处所）、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为主要目的的生态批评,伴随着环境恶化的加剧以及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气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勃兴。该批评倡导人的环境意识、地方感以及伦理关怀,主张把文学置入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开掘文学与环境的全部意义,它是文学在当代的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整体性、系统论和生态智慧是它的显著特点,它可为以文学性为主导观念的传统批评注入新气象。重视文学在生态文本性、环境公正和公民道德上的作为则是生态批判的时代责任与时代使命。